2、100多年来，摄影家无所不至，他们在见证20世纪重大事件的同时,也记录下了人类伟大事业的一切——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的开篇是一首诗：
 《我是一名摄影家》
  我要当一名摄影家，
  是因为它能使我琢磨观察人类的环境，
  并记录下人类伟大事业的一切……
  我见过那自由人的大地，和那勇敢者的家；
  我也见过那崭新的生命哇哇落地，
  也见过一个生命的结束；
  我曾见过邻居们滑过那条街道，
  也见过那朝圣者跨过旷野的身影；
  我记录过建筑工人的手，
  也记录下了这双手破坏了的场景；
  我摄下了人们欢乐时的微笑，
  和他们悲伤时的泪滴；
  我还曾记录下这单纯朴实的自然界，
  和复杂世故的人生；
  我摄下了躯体，也摄下了灵魂；
  我摄下了人们在工作，
  在娱乐游戏；
  我也摄下了大自然的奇观瑰景，
  和人们建造的摩天大楼；
  我摄下了美的物品，和美好的人们。
　　100多年来，像诗中写的那样，摄影家无所不至——既有见证了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却把这些事件用艺术手段进行拍摄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也有尤金·史密斯、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这样重要的人道主义摄影大师；荷赛、普利策奖既坚定地把最重要的奖项授予在当年最危险最混乱的地方挺身而出的人，也开辟出体育、艺术、日常生活、科技、自然的奖项留给拥有更广泛的观看立场的摄影者；既有总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在重大事件发生地的勇气非凡的玛格南摄影师，也有一大批像国家地理杂志那样用自己的专业常识和平静心情拍摄周边事物的人——他们是生态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科学、环境学的专家。这些报道摄影者的学科如此生僻：种群遗传学家、洞穴探险家、地衣学家、腹足动物学家……
  在我看来，玛格南图片社和国家地理杂志，两个都是“神圣的群体”。

  3、当绝大部分摄影者在苦难与边缘人群圈子里走不出来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活的很多部分的记录缺失了——

　　8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关注苦难和边缘人群”几乎成了中国摄影的代名词。摄影者或群体、或个人涌向了过去不让碰的“阴暗角落”，题材几乎被一网打尽：精神病院、艾滋病、孤儿院、残疾人、麻风村、农民工、监狱、煤矿、妓女、吸毒、灾难、恶劣的环境……苦难和不幸的人群这时候有了太多的关注。
　 “关注苦难与边缘”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了一窝蜂“摄影运动”，在每次摄影大赛上，我们起码能见到数十组关于矿工、数十组关于农民工、数十组关于各类病人伤残者的报道。这固然呈现了中国在发展进程中的无奈、尴尬、艰难和不和谐，但是因为拍摄的雷同、粗糙、没有新意，虽说很多以人文关怀进入，最后以猎奇结束。
　　绝大部分摄影者在苦难与边缘人群圈子里走不出来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活的很多部分的记录缺失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要的元素没有在影像中得以保存。金融革命、海归、IT、健康时尚青年、掌握新技术的人、科学进步、产业革命、知识群体、都市发展、跨国公司、房与车、军队、一次次横空出世的大众文化、神秘的文明景象、平静的情感和生活状态……这些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风光在摄影者眼皮底下流失了。
　　我们记录边缘土地上人的生存，可看不到从那块大地上吸取的力量与生气；我们在崇尚人文关怀，但恰恰放弃的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群；我们思考社会及人的主体地位，对主流人群的行为却视而不见。
　　没有历史，只有对历史的表述。当下的中国还有许多摄影者在巨大的摄影空间里只选择单一的表述方法。空间的开放，反而让我们变得狭隘。
　　几十年、上百年后，是否会遭遇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将来的历史中，人们从图像上看不到真实的发展的多样性的中国。

 4、摄影师的职业有没有道德底线？回答是肯定的，这个道德底线就是人文精神——
　
  摄影师的职业是最崇高的职业之一，这个职业到底有没有最低道德底线？
　　回答是肯定的。在一切原则之上，总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人文精神，就是坚持人性的精神，就是发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的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让你站在人类高度，达到人心深处。哪怕是你站在苦难面前，你要给予其尊严。它要求持有这种精神的人对任何生命的一律平等、尊重、关怀、怜悯，对苦难的生命尤其如此。
　　摄影师的心别人是能看见的，你的心有多爱、有多深，你的作品会讲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表现苦难人群的照片，多数随意取材，刻意逼近，扭曲变形；有的人选择耸人听闻的瞬间，选择血腥、残暴、冰凉的瞬间；摄影者自己的表现欲压住了事实本身，主观的介入，构成对被拍摄者和读者的双重伤害。因而造成了道德底线的缺失。
　　我们的工作不那么神圣了。人文的关怀在这里变成了生命的不尊重，对人性的冷漠，变成了丑陋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