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港，多年以来在摄影道路上孜孜以求，他的勤奋与功力有目共睹：几乎每年，他都有一部叫得响的专题报道在全国性的新闻摄影评选中斩获大奖，在许多重大性国际新闻赛事中，这些选材独特、影像表现成熟的作品也是摘金夺银……在摄影道路上取得骄人成绩的他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带着疑问与兴趣，本报记者走近了刚刚从第三届“华赛”颁奖晚会归来的陈庆港。

摄影是我和世界对话的最佳方法
  当陈庆港选择了摆弄相机、拍照片、拍新闻照片作为自己的职业时，出乎许多人的意外，甚至也令家人大吃一惊。因为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对机械的毫无兴趣，那时候的他更喜欢画画，雕塑，以及写作，那时候他的梦想是长大当艺术家……
  当他真正学会用自己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后，他突然发现，许多事情和自己原来想象的根本不一样，他甚至觉得，在一个有些糟糕的世界里，去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且诸如此类的表达方式都很无力。陈庆港开始了寻找，寻找一种能准确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看法的途径，当时，他就觉得只有摄影离生活最近，摄影的表达最令人刻骨铭心，摄影应该是自己和这个世界进行对话的最恰当的方法。
  于是他做了记者，拿着相机做了记者。
  说起进入媒体后的十几年，做过副刊编辑、新闻编辑、摄影中心的负责人、传媒视觉总监等等的陈庆港，认为自己做得时间最长的还是摄影记者。他说自己拿着相机在不断变换着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现场之间走着，在不断变换着的不同城市之间走着，在不断变换着的一个个媒体之间走着……
  就在这行走与思考间，一些慢慢接触到的题材让陈庆港产生了兴趣，《中国慰安妇》、《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母系之家》、《细菌战调查》等等。他认为一切不该被遗忘的东西，摄影记者都有必要去记录，而不该被遗忘的东西正在被遗忘，那么就必须去记录了。
  在他拍摄的专题里，有些几乎就是纯记录式的，那都是我们应该记住而又逐渐消失的。陈庆港说：在强大的主流文化冲击面前，原生文化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都极其脆弱，这种处于极度弱势的文化，它的瓦解速度是惊人的，有时候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在这些原生文化即将消逝之前，把它们尽快、尽量完整而客观地记录和留存下来十分重要，这将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异于“现代化文明”的鲜活而生动的文化面孔。
  陈庆港非常感谢自己供职的媒体对他的采访的大力支持，因为许多专题的拍摄，往往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或者多个空间里才能完成。由于涉及的人物多、地点分散、需要长短不一的时间安排，他都把它们作为“项目”来进行操作。比如完整的计划、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拍摄《中国慰安妇》之前，陈庆港就查阅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几乎把当时所能找到的资料都看了。有些专题往往持续了一年或者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于他来说，它们是摄影工程。
 
摄影镜头应该敬畏生命
  在今年的“华赛”评选中，评委贺延光非常欣赏陈庆港的《抑郁症》，他说打动自己的不仅仅是作者呈现出的影像，还有作者面对抑郁症病人时所体现出的职业操守。在这组作品中，每一个观者都能体会出作者镜头的小心翼翼，感觉到作者在面对人群中最需要关怀的生灵时的那种谨慎和呵护。他建议摄影记者，“在拿起照相机的时候，心里和镜头都要有所顾忌”。
  其实拍摄这组作品，陈庆港并非一帆风顺。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看上去没有区别，几乎所有的抑郁症病人都对自己的病情讳莫如深。让抑郁症病人接受采访特别是接受图片采访，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当记者询问他为什么要做这样费力不讨巧的事时，他坦言：图片能更直观地表达出抑郁症病人身处的绝望环境，图片能更准确地描述出抑郁症病人的痛苦、还有抑郁症对人伤害的严重性、抑郁症应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怎样用图片表现人的内心，确实是一个很恼人的问题。然而所有技术上的问题在病人是否配合面前都已不算什么。
  有一段时间，陈庆港经常往精神病医院跑，去得多了，许多医生和病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也是个病人。
  在征得一位朋友患抑郁症亲人的同意后，陈庆港小心翼翼地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出乎意外的是，电话那边传过来的所有信息几乎和正常人没有任何不同，只是有着太多的谨慎和戒备。对方一再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做图片报道？在做出了许多并不是很精当的解释后，在说明图片会对被拍摄人作一系列保护性措施后，对方终于同意了，这是他拍摄到的第一位抑郁症病人。
  不仅是抑郁症患者，陈庆港面对自己的拍摄对象时，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海南一位曾经做过“慰安妇”的老人，每次在接受他的采访之前，都要对自己进行一番打扮，先换上一件干净的、她自己认为最好的衣服，然后还要擦脸梳头……在她打扮好之前，陈庆港是不会举起相机的。他说：“虽然她这样的打扮和改变可能会影响到我所认为的更满意的影像表达，甚至你会觉得她的这些改变，会让她和她所处的真实的环境有了距离，但我没有理由不去尊重她对于自己形象的捍卫，或者是她对于自己尊严的保护。”
  陈庆港非常认同贺老师的“镜头顾忌”说，“我们在对新闻事件进行职业性记录和传播的同时，不该忘记自己对社会和公众所应承担的基本责任和道义。作为一个拿相机的记者，对于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生命，不管他是强大的、或者还是弱小的，我们都应该心存敬畏，他们绝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取舍的素材。我们尊重他们，这是对生命的敬畏；而作为记者，一个新闻的记录者与传播者，我们还要忠实于自己的记录和报道，既不因为怜悯而偏向弱者，也不因为畏惧而阿谀强权，这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敬畏。”

镜头后面的眼睛最重要
  虽然上学的时候，就有专门的照相机以及镜头的“构成与解体”课程，但他的这门课仍然一塌糊涂。虽然陈庆港一直对于机械的东西有点怵，就是到现在，他对于手中的相机仍有许多搞不清楚的东西……但他从来没有为此难过过，不是因为自己不求上进，而是认为摄影从来就不是件机械的事情，在这个精密复杂的铁盒子的后面、在一组组凸凸凹凹的镜片后面，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眼睛。他说“许多人往往都觉得影像的表现力只和你手中所使用的相机和镜头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也是如此，但我觉得不仅如此，眼睛的真实、真诚才是最重要的！”
  “卡帕说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理解这种近，不光是物理距离上的，还有心理上的，要和被拍摄者拉近心理的距离，甚至消除心理上的距离……
  摄影使我认识了许多人，了解了许多事，让我能把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同时，摄影也是我与人们、与这个世界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是我行走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理由。”
  谈到摄影在自己生活中占据的地位，陈庆港风趣地打着比方：可能有点像土地对于农民的地位，农民要靠种地生活，我靠摄影，只是我不像农民那样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