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粗浅的印象有二，一是生咬牛筋一样的坚毅与执著，凡事不做则已，做则赳赳向前，死不旋踵。二是有强烈的地域自豪感和自以为是的精明，这仿佛是名都大埠中很多人的通病，比如北京、上海，当然落不了六朝古都的西安。巩志明是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同行中人——虽然他没有自诩为摄影人——而他恰是陕西人，且久居西安。他是否具有上述“老陕”的两种通质，我还不敢确定，因我与志明见面的机会实在很少。
    不过从有限的几次邂逅中，从他发表在各处的文章中，我倒觉出他个人似一直在用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规范约束着自己的行止，正直、峭拔、激愤、理性而又不乏洒脱与温情，他凛然指斥中国摄影界那些歪风邪气的勇气和抗争到底的执拗让人肃然起敬。相反，他提携后学，激励同行的拳拳之心却又让人睹之欣然。
    志明早些时候以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框架打底，对中国摄影家所作的诸多评述，有大气象，却不免溢美，我常不敢苟同。近些年，志明竟不再曲与委蛇，秉笔如刀，仗义执言，真的是酣畅淋漓，足见其至性至情。
    在我看来，志明为文，如其说是在为问题多多的中国摄影修拙补缺，毋宁说是试图确立一种自由、自觉而正直的批评语境。或者说，他视摄影的道德良知高于一切，而这种良知，是通过批评的立场、姿态和方式集中体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说，志明足以称得上一个批评家了，因为他很清楚，他所批评的，正是他所挚爱的。
后记:
   
    我和京涛相识于2002年春的上海,我们当时一起参加首届新闻摄影图片编辑研讨会在上海报道,然后赴江阴。我记得那天他上身是唐装，下身是牛仔裤。我们互报了姓名，握手很有力道。可是我的嘴损，两分钟后就开始对他的着装展开评论。这叫不该说的瞎说！
 
    次年夏天在襄樊开会，他没有来，我托人将小书《中国当代摄影家解读》转送他。不久他寄来大作《纪实摄影---风格与探索》，我从收到至今一直反复翻看，一直想为此书写个书评，可是真是心有余而力不逮，始终没有成文，这叫该说的不说！
    今早，给京涛短信，晚上正散步，他回信“志明兄请收邮件。”这就是兄弟，我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