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的任务是要拍摄有关“爱”这样一个题目，而不是家庭暴力，可是我却看到了一个妇女被她爱的男人殴打的情景，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这件事发生在8年前，那时我还相当天真，总觉得世界充满爱，一心想寻找有关爱情的题材，所以我一直在拍摄这对爱得死去活来的夫妇。一天晚上，这个男人打了他的妻子，他根本不在乎我当时正站在那里，我被眼前的事震惊了，所以我拍下了这个过程。
除了警察，她还会向谁求助呢？可是她的丈夫却从她手中夺过电话，对警察说：“是她在打我”。我更糊涂了，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当时我就给我的一个摄影朋友打电话，向他诉苦：“这家人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美满，我怎么办？”
　　“别放弃，再观察一阵子。”朋友对我说。
　　我没有听他的，因此也从没有拍他们之间恩爱的镜头，我并不想拍一些虚假的东西来拿个普利策奖什么的或者在某份杂志上获得发表。等我把那张殴打妻子的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就把那令人恶心的胶卷扔进了抽屉。
　　当我把照片交给日文版《花花公子》杂志的编辑后，他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
　　对我来说，参悟摄影的价值是个漫长的过程。一些摄影师(有些有经验有些属业余的)跑来问我：“我怎么才能出名？怎样才能让别人尊重我？如何才能得到一份工作？”这样的问题令我非常伤心。
　　他们常问的问题是：“我会得到什么？”
　　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你会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你打算付出什么？你会从中学到什么东西？摄影艺术里有许多我们还不会的东西，摄影会给我们自己或别人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耐心地尽可能多的获取摄影的真谛，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当然，那绝对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
　　因此，为了拍照片，我跟着警察驱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跑了六千个小时，因为你必须在现场才能拍到真实的照片。
    在拍到那张小孩怒斥父亲暴行的照片之前，我已跟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们在一起达一个月之久，并且一张照片也没拍到。每次当我提出拍照片的请求时，得到的回答总是NO，于是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警方处理这一类事故。我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拒绝也并不意味着是对我的羞辱，我会说：“好的，我明白，我听从你的意见”。
    当然看的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但相比之下我更需要的是一张照片。
    我坚持了下来，而那一天也终于到了。我们在那个小孩报警的第一时间到达了他家。当时还是凌晨，屋里非常黑，而我的相机上还没有装上闪光灯。挨打的妇女倚在门后哭着说：“我丈夫在里屋。”
　　警察冲进了里屋。我问那个妇女：“大姐，我是《生活》杂志的。我可否拍下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保证，没有您的允许，我不会发表的。”
　　我很快说着这番话。“当然可以，我不在乎。”她对我说，于是我开始拍照。那个小孩哭着说：“他把刀子放在床垫下面”。 因为光线太暗，所以我试图掏出闪光灯，否则一切都白费。
　　我激动得两手颤抖。警察们把那个男人铐了起来，如果他稍作反抗，他们就打他，他妻子哭着想要制止警察。
    最后男子被带到起居室，我站在他们面前，相机和闪光灯都准备妥当。突然那个小孩手指着他父亲，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见过的口气指责父亲的暴行。我们都为这个小毛孩的愤怒惊呆了！
    那个父亲被押上了警车，我也跟着到了警察局，我想听听他的说辞。
　　临走的时候，我问那个妻子：“女士，签字的事……”
　　“你是哪家杂志社的？”
　　“《生活》”。
　　“我还以为你是警察呢，我不签。”她拒绝了我。
　　我说OK——对此我已经习惯了。在警车里，那个男子告诉我，虽然他以前是个酒鬼，但已经戒了，并十年没对老婆动粗了。但他老婆却染上了毒品，挥霍掉了全部积蓄。他因为激动而猛烈喘气。这里变的原因真的很复杂，很多时候，因为没有显露出来，你很难认清它。
　　回到纽约后，我冲洗了胶卷，孩子指责父亲的照片拍得非常到位。当《生活》的图片编辑彼得?豪看到那张照片时，他说他非常需要。但是我还没有得到允许发表呢。
　　一个月以后，我又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她丈夫开了门，我解释了来的原因，他说：“进来跟我妻子说吧，我们又重修于好了。”
　　我不能给他们看照片，这是杂志社的规定。但我可以向他们描述一下：“从来没有人看过类似反映小孩子内心的照片，所以人们需要明白当丈夫施暴时会给孩子留下什么。”
　　最后他们签了字。
　　搞到签字是非常不容易的。别的国家可能根本没有这一规定，但这是在美国，原因不仅仅在于可以免于被起诉，更重要的是我们双方都有各自的义务，如果他们看到照片而后悔当初的决定的话那也为时已晚。同样我也有责任防止别人胡乱引用这张照片。
　　一位曾在惠特尼博物馆搞过展览的艺术家一次又一次拿着这张照片在课堂上讲性虐待，这很明显是个错误的引用。我去找她和惠特尼博物馆。博物馆认了错，但是那名艺术家却拒绝向我保证今后不会再展示那张照片，这确实伤害了照片中的人。
　　　
    我非常希望这本书（《与仇人共眠》）能成为一本畅销书，让那些需要它的人读到它，但是一年又一年，出版商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我。
　　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在光圈出版社工作的女士，名叫麦丽莎?哈里斯（Melissa Harris），她对我说：“堂娜，为什么不把你的作品拿给马歇尔?霍夫曼（Michael Hoffman，光圈出版社的执行总监）看看呢？”几年前我的确收到光圈想出版我的作品的信件，但我却没把他们放在眼里。麦丽莎安排了我们的会面，马歇尔?霍夫曼表示了对作品的兴趣，而我的态度依然很冷淡。
　　我没怎么看重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名气的出版商。但他却向我许诺了种种条件。最后，有一天早晨我清醒了过来：“我真是个傻瓜，他的确有意出版我的书，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
　　书最终出版了，我以为这件事就此画上了句号。但后来，纽约的一个收容所联系我，为了募集资金，他们要用我的50张照片做个展览，邀请那些赞助他们的慈善家参加，而我需要签名售书，价格当然很高。
　 他们一夜之间竟然募集了30万美元！我欣喜若狂：“天哪！想不到这些照片还能为社会做这么大的贡献！”
　　当《生活》刊登了我们募捐的事以后，许多收容站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所以我索性成立了非营利性组织“家庭暴力警示工程” (DAAP)，它通过在全国的巡回展出不仅给人们以启迪，而且告诉了许多社会团体筹集款项的另外一种方式。在通常情况下，资金困难的妇女避难所依靠芭蕾舞演员或文化界名人来赢得捐款，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办法向他们的赞助者展示家庭暴力的危害。一个位于华盛顿的男性团体却利用我的照片在短短一周内募捐到8万6千美元。
　　在最近的四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探索如何用我的这些照片做一些公易事业——这比让它静静地躺在报摊里强得多。我们同犯罪公证机构合作过，同行政部门合作过，同监狱和医院合作过，以唤醒人们保护妇女权利的意识。
　　一些杂志会垫付我们的日常开支。我自己并没有从中渔利。我们最近有两个出国展览。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将在米兰举办一次活动，然后移师荷兰。同时“男性反对虐待妇女”组织也会在以色列举办同样的活动。另一个展览将联合田纳西州的七家医院共同举行，目的在于为陷入困境的妇女收容所集资。
　　这些照片对许多反家庭暴力运动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密歇根州健康部利用电视、发小册子等形式发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活动。还有Matilda Cuomo在电视上用英文、西班牙文发起的运动以及为维护女囚权益而拍摄的并最终获得Stacy Kabat学院大奖的影片《捍卫我们的生活》（Defending Our lives）。
　　我也走出家门为DAAP筹集款项。我雇了一个经纪人为我联系在全美的讲座，发表演说，在过去两年中，我在50多所不同院校做过报告，除此之外我还跟小孩子交流，给他们看照片，告诉他们其中的故事，并了解孩子们是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社会上也的确有一些人倾向于对妇女施暴而且不愿正视这种现象。那我们就唤醒妇女和儿童，鼓励他们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益。
　　我们发起的反对家庭暴力运动只是为了阻止男性的暴力倾向，而并不是跟男人过不去，因为实际上这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以父亲为代表的一群好男人。
　　摄影师费利普斯?约翰斯－格雷菲斯（Philip Jones-Griffith）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正当我为得不到工作订单而灰心丧气、考虑是否要卖掉以前拍摄的关于家庭暴力的照片时，他对我说：“好了，堂娜，对你自己要有信心。他们拒绝发表你的作品是因为他们太愚蠢了。你一定要挺住，默默地工作，在困苦中尽力展现你的才华”。费利普斯永远用“从没见过如此好的作品”的话鼓励着我。
　　作为马格南图片社的总裁，他相信我并满怀信心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这更加给了我信心。他的作品(《越战》)也是我见过的反映战争最透彻、最有感染力的一本书。他的作品揭露了战争的实质，没有陈词滥调，没有诸如“为国捐躯”等美化死亡和伤残的内容。他的照片揭示了男人对男人、妇女、儿童、土地的非人性的摧残。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是我钦佩的摄影家。我研究过他今生所有的作品。通过这些，我感受到了他的内心、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忧伤，这些照片非常地动人。
　　我经常困惑：“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出轰动性的、有益的事？改变一下活动方式可以吗？”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对某种做法不满，我不愿发表评论，但怎么用我自己的方式揭露不公平呢？我想我在摄影中找到了答案。
　　　
  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我有计划去做的。我只是随心所欲——摄影已融入到我的血液之中——我乐意拍人们的日常生活，拍我所爱的人，尤其是我女儿，她是我的骄傲，我的欢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她明确作为女人的意义以及如何争取女人的权利。
　　我喜欢暗房里的工作，自从3年前我离开了黑星图片社之后，就再也没有选择工作单位，我就像一条孤独的狼一样随意驰骋。不过说实话我挺想念霍华德?查普尼克（Howard Chapnick，黑星前任总裁）。有时我也发觉自己属于比较固执的那一类人。最近我拒绝了一份看起来不适合我的工作。
　 摄影家有必要考虑一下怎样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以证明自己劳动的价值。摄影家还必须自己做计划、观察、节省开支、与编辑洽谈，想法子让社区、社会接受你的作品。
　 我们必须一个人来面对这一切——杂志社不会给我们什么帮助，它们并不是为了我们而创办的，况且现在的美国报刊也越来越不支持纪实摄影了。
　　面对此种情况，虽然有许多摄影师非常不满，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们最终还得接受现实，听从社里安排。而对于坚持己见的摄影师来说，奋斗的历程是非常痛苦的。
　　对于年轻一代的摄影家，我的衷告是：“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拍摄，生活得再苦也要坚持。”
　　此前，我希望写一本关于爱与生活的书。为了展现我早年的秘书生活以及后来的流浪生活。为了能拍到真实的照片，我付出了一切：我在农场劳作过、像吉普赛人一样流浪过、没有信用卡、全凭好心人的施舍来生存、借别人的暗房冲洗胶片。我只属于我自己！在此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也体验了许多苦乐。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拥有自己的暗房。但我仍然非常开心地活到了现在，在过去的十年里，当我创作我的作品的时候，我一直保持低调，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许多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
　　　
    ［这次采访以后，费拉多通报说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暗房，她关于爱的作品也几近完成。当然，她说最重要的是，她活在一个爱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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