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三月份，受邀担任《人民摄影报》年度摄影比赛的评委。据说这个评委是经过摄影记者和摄影爱好者投票选出来的。对我这个从来没有参加过《人民摄影报》摄影比赛，也极少主动参加各类摄影比赛的人来说，对这个“殊荣”，谈不上受宠若惊，也谈不上宠辱不惊。缘由在于，我对国内七七八八的那些摄影比赛，不管是动机还是方法还是态度，一向不以为然，参赛没有积极性，当评委同样没有积极性。当然，如果能在一个试图革除陈弊的摄影比赛中担任评委，至少也是个观摩、学习的机会，亦或许是个认真思考“摄影比赛”这种在中国尚且如火如荼的现象的契机。
　
    去了，看了，想了，说了，也投了无数神圣的一票。最后的评选结果，公布了，获奖的，高兴，没有获奖的也不一定失落。我的总体感觉是，程序基本合理，态度基本老实，结果基本公正，所以不辱使命。本来对摄影记者们有一肚子话要说，但回来后忙于俗务，加上4个月的时间稀释，又不知道话从何说起。如若不是陈淑萍大姐软硬兼施，如下这些关于影赛的散乱想法，恐怕也码不成文字，有碍各位法眼。
　
（二）
    摄影评奖，是一个见高下的事儿，要见高下，首先就得立个指标。以我的看法，这个指标，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职业的态度、专业的方向、道德的考量。
　
    “职业”、“专业”、“道德”，可能是最近两年新闻摄影界最常见的“关键词”。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在什么领域，大凡什么成了关键词，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不足，而且正铆足了劲准备改变之。日常工作、讨论和思考中，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集中的、有充分可能的探讨路径，影赛是其中之一。
　
    职业的态度如何培养？卡蒂埃－布列松老爷子曾经这样说摄影与摄影师的关系：“从事摄影的人只是摄影的工具。”在这位傲慢的法国人看来，这工具不听从于雇主，也不服从于商业利益，而是摄影本身。我觉得他说的就是一种职业态度。“态度决定一切”，我想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以他和罗伯特·卡帕领军的马格南图片社，才成为那么有名望、有成就的图片社。
    一项赛事如何引领摄影的态度？要看奖项的设置以及由此指引的工作方向。我们来看看著名的普利策奖。包括深度报道、公共服务、说明报道、调查报道、突发新闻等在内的14个新闻奖项鼓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精神呢？社会责任与社会正义，以及由此出发的不辞辛劳、坚定、勇敢和一丝不苟。我们有像索尼亚·纳扎里奥[1]这样的记者吗？我们有卡罗林·科尔[2] 吗？我们有凯文·苏里文和玛丽·乔丹[3]吗？肯定有。但我们的奖项大张旗鼓地鼓励这样的记者吗？我们有他们的勇敢、正义、公正、细腻、勤奋、义不容辞和献身精神吗？有，但我们平素更多听到的，却是薪水、降金与升迁。我们的奖项更多鼓励的是撞大运式的、天上掉馅饼式的获奖可能。
　
    专业的方向如何确立？很多业内人士都在抱怨新闻摄影的低水平盘桓。有很多人抱怨图像在报刊上越来越像商业的“视觉噱头”。更有人为几近泛滥的视觉垃圾而心烦意乱。那么，新闻摄影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该往哪个方向上努力？如何让新闻摄影既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又能成为新闻总体传播的有机部分？新闻摄影比赛又如何在其中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有人很认真地思索过这些问题吗？《瞬间：普利策获奖照片》的作者Hal Buell先生很认真的为普利策奖的专业方向作了六条归纳：照片内容、技术技巧、历史象征性、传播广度、文化冲击力和道德力量。不仅如此，他还盘问：那些具有人生戏剧性的照片为什么获奖？答案是，人性的因素是新闻摄影所关注的最基本要素。因为职业关系，我每天要浏览大量的西方报纸和西方照片，他们也很商业，有时候也浮躁得可以，但你总会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新闻摄影扯向相反的方向：技术上的一丝不苟、表现方式上的突破与探索、文字打磨得近乎完美……而那种超商业的、超种族的、超功利的摄影动机和行为，更是让人慨叹不已。我们知道，美国是个习惯法（普通法）系的国家，习惯法的思维是形成美国新闻摄影“专业主义精神”的重要力量，我猜测，普利策、WPP、POY以及罗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琼斯母亲、古根海姆等基金，该是形成这股力量的重要因素吧。
　
    在影赛中，道德的考量包括两层意思：影赛评选本身的道德与所评照片中蕴含的道德要素。前些日子，普利策评选委员会的执行官Sig Gissler来中国，在回答人们的提问时说他最重要的责任，是“保持普利策奖的诚实和公正这种名誉和名声”。“诚实”、“公正”，听上去像是与“建设诚信社会”内涵差不多的口号。但是，普利策依靠非常独立的资金来源和严格的评选程序并没有把“诚实”与“公正”当成一场做秀，这也正是它从1917年创立以来能够博得巨大声誉的直接原因。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神经过敏，但我感觉中国很多的摄影比赛或多或少地把“诚实”与“公正”当成了某种利益分配的遮羞布，“评奖”演变成“分奖”，影赛本身所应该体现的道德质量也就大打折扣，参赛者的信心和热情也就成为那些打着影赛的旗号牟取私利的人蹂躏的对象，这无疑是新闻摄影身上的恶疮。
　
    另一方面，作为指标的一部分，影赛评选照片的道德标准是影响摄影记者、摄影师道德取向的重要尺规。虽然国际、国内所有的摄影比赛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道德标准，但是并不等于就可以把“受伤的伊拉克儿童”这样血淋淋的照片评上奖。我们不妨看看“防火梯事件”（斯坦利·夫曼摄），也不妨看看导致摄影师凯文·卡特最终自杀的“垂死的索马里小女孩”——普利策奖，以及普利策奖背后的美国人，他们对视觉传播道德与品位（Ethics & taste）有多么警觉。如果再看看苏珊·桑塔格的《旁观他人之痛苦》，我们也许会窥探美国文化界人士如何看待视觉传播中的“平等”与“人性”。当然最近这两年我们行业内部对新闻道德的理解正在逐步深入，对一些具体事件的探讨——比方说对柳涛“雨中摔倒的人”及黑龙江沙兰镇水祸“黑手印”的质疑——也正把视觉传播道德引向细化的层面，但远远不够，我们的道德自觉尚不足以把那些血腥的、污秽的、虚妄的、自私的照片赶出像人民摄影报年度比赛这样高水平的影赛，更不足以杜绝在日常编辑流程之中。
　
(三)
    影赛的指标，既是衡量评选者的，也是度量参赛者的。衡量评选者的意思是，你凭什么资格来当这个评委？拍过几张好照片，就可以当评委吗？写过几篇论文，就可以当评委吗？或者，因为你是某名牌大学的教授，就可以当评委吗？
　
    大概十年前，黄少华曾经撰文指出，那些“职业人士”没有资格成为各项影赛的评委。我的理解，黄少华所说的“职业人士”，是那些仅仅会拍几张照片的人，这些人既没有立足报刊整体传播的宏观判断力，也没有图像经验上的明确坐标，因而不可能为新闻摄影的未来指明什么方向。黄少华反对的有道理。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很多“职业人士”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照相匠了，他们受过专业教育和专业训练，有经验、有成就、有见解、有眼光，因而刻意反对“职业人士”担当评委，显然有悖与时俱进的精神。君不见，“荷赛”、普利策、POY的评委，都是非常非常职业的记者、编辑？我认识的《棕榈滩邮报》的副主编马克·安德尔森，在担任POY的评委前，竟连续7年获得该赛事图片编辑年度最佳奖，你能说这个人没有资格但当评委吗？
　
    当然，评委的人选不限于杰出的职业人士。如此一来，什么样的人当评委，就该有一个大致的杠杠。
　
    作为与现实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摄影形态，新闻摄影的进步往往要在两条线索上展开：对当下社会生存的高度敏感；对语言方式的不断创新。因此，作为一个影赛的评委，应该同时保有对当下社会生存感觉和对新闻摄影语言变化的双重敏感。这两种敏感，似乎缺一不可，否则就容易出问题，比方说，从比赛的角度（而不是从别的价值观出发），我一直对大卫·伯内特的那张《美苏首脑日内瓦会谈》叫屈：当年，这张最能隐喻刚刚从“冷战”中走出来、试图对话而又戒心重重的两个大国关系的照片在各项比赛中颗粒未收，说明什么？敏感缺失，尤其是生存敏感缺失。由此造成的遗憾，不是大卫·伯内特的遗憾，而是整个新闻摄影的遗憾。
　
（四）
    我坚持评选的结果重要，而评选过程更重要。在我看来，评选过程中评委思索、评议、争执，如同一场面对个案的摄影批评。而批评是种判断，是与“好、坏”的价值标准一脉相通的。如福柯所言：“批评的作用应当是呈现于冲突与对抗的过程中，是拒绝性的尝试与努力”。通常，在一个价值稳定的体系或者时期里，判断是种眼光，但在价值体系的建设或者变动的时期，判断本身和判断过程就是参与价值体系建设或重建的过程。有人把当下中国的新闻摄影改革称之为“新闻摄影的二次革命”，这应该是中国媒体跃升到一个新台阶的表征。在这场革命中，影赛要扮演什么角色？仅仅是锦上添花的点缀？如果不是，那该用什么证明自己能动参与的身份？评奖的结果有相当的引导作用，但如果能把评委在评选过程中的言论和争议加以整理，并形成文本，那他的影响力会得到进一步的、长久的有效延伸。比方，我今年接到的“荷赛通讯”中，就赫然出现了专题性论文，对新闻摄影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进行了分析。可喜的是，《人民摄影报》从善如流，从今年开始，也要把年度摄影评选编辑出版，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陈丹青同志说：“摄影的觉醒，应是人的觉醒。”在这篇文字的最后，我想把这句话引用给参赛的摄影者。如果你头脑清醒，就不要太把摄影比赛的结果当回事。从信息学的角度讲，获奖的照片，通常都是“信息加权”的结果。通俗点，就是权衡、平均化以后的结果，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照片，获奖的机率可能与那些平庸的照片不相上下。这一点，从普利策的评选程序中就可以窥见端倪[4]。还是像卡蒂埃－布列松说的，真正诚实、诚恳地把摄影当回事吧，用你的心智，去浸淫摄影本身，而不是略显喧嚣的摄影比赛。
　
　
　　　　　　　　　　　　　　　　　　　　　　　　                                    2005年7月14日，济南
　

[1]《洛杉矶时报》记者，因讲述了一个中美洲男孩寻找在美国打工的妈妈的动人故事获得2003年普利策特写奖
[2]《洛杉矶时报》记者，凭着对被包围的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特写照片获2004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3] 《华盛顿邮报》的一对夫妻记者，因揭发墨西哥刑事法律的腐败黑幕获得2003年度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这项报道工作是充满危险的，为了调查墨西哥刑事法律中对富人和穷人采取双重标准的丑闻，凯文和玛丽亲自深入调查，甚至还遭到了持枪暴徒的死亡威胁，但两人还是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坚持到底。
[4]、普利策奖的选拔流程大致是怎么的一个过程？
普利策奖新闻奖实行两级评审制，每个类别的评审团都有5至7名评委组成。每年三月，来自全美各地的77个评委聚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学院，评审团的成员们要紧张工作3天，提名前认真筛选每件作品。选出各类别的3个提名作品，并向常务评委会提交报告。
由最知名新闻人和学术界专家组成的常务评委会，其中包括哥大新闻学院院长在4月聚首，经过2天密集会议讨论，评出最终得奖选手。常务评委会有权把一个作品从一个类别移到另一类别，但必须是3/4票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