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幸领教过的：集才华横溢与不着边际于一身，集妙语

连珠与油腔滑调于一身。既使在很正规很严肃的研讨会上

，他也世故的很，从不说别人的缺点与“坏”话；实在绕

不过去，要么蜻蜓点水，要么浅尝辄止；与他的年龄、与

血性好青年相距甚远。总之我对他的感觉是三个字：说不

来。 而偏偏又是在这种心绪下，我又不幸地在《中国摄影

报》上读到了他的新作《摄影了，就生活了？》。于是，

我就有些忿忿然了，也忍不住提起笔来，批驳一下他那貌

似高蹈的谬论，免得以讹传讹，误导受众，把大批摄影界

的好孩子带坏。 的确，“摄影了”确实不能等同于“就生

活了”；我也是十分反感“自觉迥异于常人，行头打扮、

谈吐做派便突兀了许多”的某些摄影人的。可是，评判事

物的基本原则是不能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如果从一个极

端一下子窜到另一个极端，那就难免露出软肋与破绽。孙

京涛就犯了这种常识性的低级错误：是否摄影家们都像那

个“拍了两张军舰照片、无论怎么倒腾都难出什么‘作品

’”的老爷子那样，就算回归到摄影行为和功能的常态与

本质了呢？总而言之，抱着看花开花落、观云卷云舒的闲

庭信步心态，怀着消遣性、娱乐性、不在乎、无所谓的状

态，怀着生活化、随意化的态度去摄影，也就是“生活了

，就摄影了”吗？ 正如前文所述，人世间万事都不可走极

端，如果说“生活了，就摄影了”也可以存在与成立的话

，那么也只能仅限于孙文中所提到了那个老先生以及与那

个老先生相似的自由职业者、爱好者，而对孙京涛这类以

摄影为业的与掌控着媒体及影像话语权的人，是万万不可

取的。因为任何人不能忘记自己做为一个社会人应有的分

工，也不能轻易放弃应予秉持的某种坚守。 此外，孙京涛

（还有他的哥们儿刘树勇等人）好像特别反感摄影人提及

“责任”、“使命”与“对弱势的人文关怀”这些字眼；

而他这一点，也让我感到特别不舒服。你已经功成了、名

就了，气粗了、胆壮了，强势了、滋润了，荷包变鼓了、

腰杆变硬了，不需要别人用责任啊使命啊关怀啊这种针对

性很强的行动与方式来遮风避雨了，可是你怎能嘲讽与反

对别人具有这种意识与觉悟呢？说摄影人“嚷嚷要对所谓

的弱势群体进行相当程度的人文关怀”，可这有什么不好

呢？难道摄影人嚷嚷着要在弱势群体的苦难面前居高临下

看热闹、寻欢作乐吃大餐，嚷嚷着要对弱势群体落井下石

、伤口撒盐、群起攻之、病躯上再踏上一万只脚才是正理

儿？——如果那样了，岂不像日本鬼子啊？！ 还有，“弱

势群体”是真实存在并像草根一般在底层默默而煎熬着度

日的，而不是孙京涛理解的“所谓的”！官方公布的数字

是我国还有三千万之众。他们也确实是拯待“人文关怀”

的。我举个有点自诩的例子吧：去年寒冬天气最冷的时候

，山西平陆县一农妇怀抱五岁幼子，跪乞河南三门峡街头

筹款为夫治病，我正是抱着一个媒体人天然而真挚的责任

感与使命感，才派摄影记者去，拍了照片写了报道，并引

起她家乡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拨款救了她丈夫的命，

实现了被孙京涛所不屑的“人文关怀”的。并且，我至今

还没感到这有什么不好，今后仍然还会这么做。还不要忘

了，亨利·卡蒂挨·布勒松是一个强烈的干扰生活者，他

参加的第一个摄影团体就是超现实主义小组，1944年至

1945年期间，他则参加了另一个摄影小组，专门拍摄德军

占领下的法国，以摄影为手段，揭露法西斯的罪行。他还

曾被德国当局逮捕，经过两次试逃，终于成功…… 布勒松

所说的“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没有错，就像以杀猪、

宰羊、养王八、卖包子为生者一样，都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可以不喜欢、不选择它，但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嘲笑它

、扼杀它。否则，还让别人活不？我闹不明白的是，当今

某些搞摄影的尤其是某些个兼搞点摄影理论的，难道真是

大都市里待惯了、象牙塔里住久了，咋会跟常人的差距这

么大呢——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孙京涛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