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当安东尼·克伦托克维尔（Antonin Kratochvil）在阿富汗境内采访苏联入侵时，穆斯林的游击队员俘虏了他。一个士兵用AK-47冲锋枪抵着他的太阳穴，仔细地查验他的护照，然后大声告诉他的战友，他们的俘虏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穆斯林游击队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为苏联制造武器。那个士兵警告摄影师说他要打爆他的脑袋。
克伦托克维尔一声不吭，他几个小时前雇佣的当地向导正在向游击队员苦苦哀求：“他不是间谍；他恨苏联。他会把我们的革命行为传播到全世界。你知道我的堂哥是为你们修汽车的……”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穆斯林枪手放低了枪口。
1994年，南非，詹姆士·纳赫特维和其他摄影、摄像记者采访一场耸人听闻的暴乱，纳赫特维在子弹横飞的街上不停地拍照。刚出道不久的摄影师肯·奥斯特布罗就在他旁边中弹身亡。有关纳赫特维的这部名为《战地摄影师》的纪录片的片头，引用的是罗伯特·卡帕的那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但这位被称作“世界杰出战地记者”的新闻摄影家，1954年在越南触发地雷，不幸身亡。
拍摄“阿富汗难民小女孩”的《国家地理》摄影师史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九次死里逃生，而且有两次被媒体报道已经遇害。有谁能相信，这位伟大的摄影师的右手食指在5岁发生的一场意外中失去功能，他要用一个特殊的连杆靠左手按动快门。
同样是《国家地理》的摄影师，Loren Mcintye在委内瑞拉被投入大狱；Dean Conger在大马士革受到监禁；将Michael Nichols在卢旺达被一只大猩猩推下悬崖； George Steinmetz在中非受到一种叫LOALA的蠕虫感染眼睛几乎失明；David Doubilet曾被大白鲨追赶……
国际记者协会称，2004年共有129名记者殉职，而2003年是93名，其中就包括9月9日上午9时坠入渭河洪水中的渭南日报36岁的摄影记者王文。
也是2003年，4月29日，《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走进了北京地坛医院的SARS病区。在污染区半污染区采访，除了戴上三层口罩，还要全身穿上一层防护服。如果进入病房，还要再穿一身防护服，必须带上手套和护目镜，在这种密闭的情况下，人闷得透不过气，身体很快就会大汗淋漓。这位曾参加过“四五运动”、中越边境大扫雷、1998年长江抗洪采访的资深摄影家常常用一只17－35mm镜头在1米左右的距离内拍摄——“这是一声咳嗽就可能让人倒下的距离。”
……
相对于记者，新闻无国界；相对于记者，危险无国界。但是，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人肯用自己的生命押宝在那250分之一秒的危险瞬间上？他为什么要去那儿？是接受谁的任务？为谁而去？他们为此能挣到大钱吗？
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一本《廊桥遗梦》正在流行，书中那名叫罗伯特·金凯的摄影师的浪漫奇遇令人对摄影师充满向往。我最多的时候，收到过12本《廊桥遗梦》，包括一册英文原版。刚刚上大学的时候，著名的新闻学教授方汉奇先生也这样描述记者的光辉形象：“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今日名记者，名日大作家”。这句顺口溜鼓励着一拨又一拨新闻学子走向新闻采编一线。
不错，金凯的故事确实感人。我们也知道，罗伯特·卡帕确实迷倒过英格纳·褒曼。詹姆士·纳赫特维也让那个风情万种的GEO金融杂志首席编辑克里斯蒂娜·布雷斯泰德（Christiane Breustedt）神魂颠倒，但这些浪漫故事只是这些摄影师生活的花边而已。事实是，由于长期出门在外，使得婚姻处于崩溃的边缘。“1964年我第一次来《国家地理》时，”Bruce Dale回忆道，“12个摄影工作人员中有8位离异。”
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我越来越确信，在这些新闻从业者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东西，干净得与功利无关——是梦想、是良知、是责任。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说过 ：“我个人认为，摄影师（去危险之地）起初的反映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
美国新闻摄影记者南希·福特（Nancy L. Ford）也告诫她的学生说：“如果你要新闻摄影为业，你首先要确定新闻摄影就在你的血液里，你热爱它。因为坦率地说，靠新闻摄影挣不了大钱。”
事实正是如此。克伦托克维尔和妻子、小孩只有一间房子，位于纽约市林肯隧道附近。历时十年，忍辱负重拍摄印度孟买《福克兰路》的玛丽·埃伦·马可与她的同学、拍摄时装与名人的安妮·莱波维兹比，简直就是个穷光蛋。负过26次伤、拍摄过《乡村医生》、《水俣》的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死的时候，信用卡上只有区区15美元。长期关注家庭暴力问题的堂娜·费拉多（Donna Ferrato）告诫后学者：要学会过简朴地生活。……
因为这些人，我们的历史得以具体；因为这些人，我们的道德准绳得以维系；因为这些人，我们看到了更生动更丰满的世界。他们记录与传播的，不仅是信息，而且是良知。
但是，他们还必须在另一个方向上承担更多。
电影和电视剧中有关摄影记者的形象大都不怎么样，除了《罗马假日》。后来，我们又看到了罗恩·盖尔拉对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狂追不舍的形象，他甚至戴着头盔追踪曾让他饱尝老拳的马龙·白兰度。盖尔拉自称为“帕帕拉齐”（狗仔队），帕帕拉齐令人反感的程度在英国戴安娜车祸事件中达到顶峰。据称造成王妃死亡的车祸是司机为了摆脱狂追不舍的七名狗仔队引起的。在《今日美国》所作的一项调查中，95％的读者认为新闻媒体对王妃进行了不公正的纠缠。美国著名摄影教育家肯尼斯·刻卜勒认为狗仔队与摄影记者是两种身份的人，但一般公众相信吗？
如果说，一般读者的指责与谴责源于他们的误解，那么在专家、学者这里，谴责和指责就带有理论深度而不得不令人胆寒了。波特莱尔曾怒斥摄影是“垃圾箱艺术”。著名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摄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妓院”。苏珊·桑塔格认为“拍照的行为是具有某种掠夺性。给人拍照便是冒犯别人：那种看人的方式仿佛别人从未这样看待过他们自己一样；了解人的方式也仿佛别人从未这么了解过他们自己。它将人变成了可以象征拥有的物体……”。
当然，我宁愿相信学者们尖锐的言辞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但是，这并不能丝毫减轻新闻摄影从业者的道德压力。摄影记者面临的道德指责好像越来越普遍。最为骇人的是凯文·卡特，这位前南非的自由职业摄影师凭着那张苏丹小女孩的照片获得了1994年普利策特写类新闻摄影奖。但纷至沓来的指责却让心性敏感的卡特难以招架，1994年7月27日，他把汽车尾气引进车里，自杀了。
另外，关于真实，关于诚实，关于图像的陈词滥调……新闻摄影总是要承担着来自不同方向的、说法不一的疑问与责难，而这好像就是新闻摄影的宿命。
——你真的要当一名摄影记者吗？请你先准备好一颗坚强而柔软的心。
但这还远远不够。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摄影工作者，除了职业良知，还得有职业技能。
比方说，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说过，当你的采访对象就像对待一个医生一样对待你的时候，你就成功了。我非常非常敬仰的新闻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认为，真正合格的摄影记者是“积极的参与者”和“不受人注意的观察者”两者的结合，他那些排除了摄影师与被摄对象之间的隔膜感和距离感的伟大作品，都是这样采访出来的。而他采访的那些人——史怀哲博士、乡村医生西瑞阿尼、水俣村的村民们都与他保持着诚挚的个人友谊。
对很多刚出道的、心怀梦想的摄影师而言，成为伟大的摄影家是他们的终极梦想，但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摄影记者获得的最大财富，反而是你用心采访过的那些采访对象，以及他们呈现给你的精彩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因此，对我来说，摄影这个职业，意味着一种丰富的体验和令人感动的经历。比方说我曾采访过的威海农民袁学顺，三十几年里不遗余力地保护迁徙来他家乡的天鹅。还有沂源贫困山区的那个倾其所有为农村孩子建一所幼儿园的乡村妇女唐建莲，这个从三岁就没了娘的不幸女性建幼儿园的直接动因，就是知道了世间真还有对孩子来说天堂一样的幼儿园——此前她一直认为这不过是电视里编造的。而那个在外漂泊28年却在火柴盒上、报纸边上写下二百多首古体诗的农民诗人王贵珠，让我深感一颗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心是多么珍贵。那些我曾与他们爬过十七次南天门的泰山挑夫们让我感到了劳动给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尊严和内心的坦然……这都不是些多么伟大的人物，但我认定他们是与我灵魂相融的英雄，他们的光辉为我的人生涂抹了一层含蓄的金色，他们让我觉得“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是通向外部世界的一个亮堂的窗口。
也许，与人打交道很困难，也许，与人打交道很简单。但真实、真诚、坦率、坦然，不强加于人，不强取豪夺，该是我们始终秉持的原则。
再比方说专业的摄影记者和不断寻求极端使用这些技术的欲望。如果说新闻摄影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那么它也是一面主动出击的镜子，它对世界的反映是主动的、尖锐的、有见地的。而这一切的呈现，无不依赖于对摄影技术娴熟的掌握与深刻的理解。美国《时代》杂志的白宫摄影师Dirck Halstead说：“技术虽然不能改变这一切，但摄影师们要勇于进取，采用新的手段做好摄影新闻。”没错，作为一种以传递视觉信息为主旨的功能性摄影，新闻摄影不会像艺术摄影那样要求什么特技，但是，伟大的摄影师总能利用长人一毫的摄影技艺厘定伟大的摄影与优秀作品之间的界线。《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在采访连战访问大陆，与胡锦涛进行历史性握手时，这位资深摄影家竟然像一个初学者一样在现场反复思量该站什么位置？该不该使用闪光灯？快门速度该用多少？照片的成功证明，这种思量正表现了一个成熟的摄影家对技术的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多么重要。干净的背景让主题没有任何干扰；连战略微虚动的脚步让宾主关系立判；不偏不倚的中间取景隐喻了两岸兄弟的平等。很多摄影记者都大概齐拍到了这个瞬间，但没有一张能像贺延光这张寓意如此丰富。
还有：与同行流畅合作与交流的能力、整合资料的能力、理解读者的能力、忍辱负重的能力、户外生存的能力，等等。《国家地理》的一项统计生动注解了这些能力：
1，1995年，为了完成对棉花这一专题的报道，摄影师Cary Wolinsky阅读了65本书，进行了160次交涉，旅程上他要在11个国家落脚。
2，1993年《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总共拍摄了46，769卷，大约1，683，600张，那一年，选用了1408张，平均千分之一的采用率。
3，为了一个1995年关于恐龙的报道，Louie Psihoys和他的助手（负责灯光，旅行安排以及搬运设备），携带了42件托运箱子和6件随身行李，行程250，000英里。包括9个机身，15只镜头，25，000瓦特的闪光灯，一匹作为拍摄博物馆藏品幕影的有橄榄球场一般长的天鹅绒，起用的行李费用达到了6位数。
说来道去，摄影记者天生就是些为梦想而工作的人。美国前黑星图片社主席霍华德·查普尼克（Howard Chapnick）在他的《真实不需要同盟者》一书中向准备投身新闻摄影事业的年轻人提出了十六个问题：
1，你期望从新闻摄影这个职业中获得什么呢？钱，名声，荣耀，个人满足？
2，你对新闻报道与对摄影有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吗？
3，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吗？
4，你是个受过摄影教育人吗
5，你受过视觉训练吗？
6，你具备视觉阅读力吗？
7，你是个感觉敏锐的摄影师吗？
8，你见多识广吗？
9，你有层出不穷的点子吗？
10，你具备口头表达能力吗？
11，你有无穷的勇气吗？
12，你愿意扮演簿记员、秘书、商务经理、发行人和售货员的角色吗？
13，你愿意放弃你的个人生活吗？
14，你是个“关心人的摄影家”吗？
15，你自信吗？
16，你喜欢这项工作吗？
请谨慎回答，也许，你就是个好摄影记者，但，请为梦想活着——或者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