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原因是你很有可能会因此背负沉重的道德的债
   
  在我当老师的这几年时间里，时常扮演一个坐堂医生

的角色，因为我的学生总会来咨询一些心理问题，比如

说，他们在拍摄过程中产生的强烈的道德内疚——
我偷了别人的影像，我有什么权利窃取别人的影像，我

利用了别人，我把他们当作我自己前进的铺路石。

我觉得这种内疚其实是难以解开的，有的时候我会建议

他们去看《摄影大师对话录》，在86页法兰克霍夫瓦是

这样说的：“我偷偷拍照的时候，也会有一丝良心不安

，因为我只有在天气出奇的热或特别冷的时候，才能在

纽约街上拍照，好像为了自我惩罚。”这样的话语在这

本书里常常可以遇到，可以说，这样的良心不安在很多

摄影师身上存在，尤其是纪实摄影工作者。
对于从事纪实摄影工作的人来说，被摄对象如何在被看

的过程中毫无戒备地袒露内心，袒露伤痕？站在这个角

度，纪实摄影是摄影师与被摄者之间关系不断延展的成

果，并且这种延展往往持续到拍摄结束之后。这个过程

是痛苦的，因为手持相机的摄影师往往被看作粗暴的掠

夺者，他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改善这种关系，同

时又会因为内疚而背负沉重的负担。正是因为这种进入

，或者说介入如此麻烦，完成纪实摄影需要摄影师付出

极大的忍耐，《摄影之友》曾经约我写过专栏，当时我

就想写我在拍摄过程中所犯下的那些“罪“，只是后来

懒惰只写了两重罪就没有继续。其中的一个罪叫做虚伪

，是我在云南一次不成功的采访，被摄对象是一个陪酒

女郎，同时也是一个做爱滋病预防宣传的社会工作者，
七宗罪之虚伪
在云南的第一个晚上，我就从宾馆搬到她的小屋，也因

此我们变得亲近；第二个晚上，我们一起在酒吧喝梅子

泡酒，几大杯过后，然后回到家里继续喝白的。后来，

她给我讲了自己的所有身世——慈祥的继父，最好的朋

友的死亡，以及她的那个他。我们都哭了。第三天，我

和文字记者一起偷偷给她买了一台双缸洗衣机，因为我

了解到这是她一直以来一个奢侈的梦想。我们的相处只

有三天，坦白的说，她不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对象，或者

说她和我想象中的差好多。她简单且朴素，似一个孩子

；她不善表现，时刻警惕着相机的存在，在镜头面前总

是很笨拙。最终，我上窜下跳的结果并没能让我的东家

——派我去的杂志社满意。从北京，我带着头脑中的很

多想象到达云南，我用我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对比我看到

的现实，当初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热血沸腾，以为

会弄到特别刺激的东西，可是她甚至都没有一支口红。

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但这才是这个故事最具戏剧性

的地方，生活狠狠嘲笑了我。

而与当初没有拿到照片的沮丧相比，回来后的心情更加

复杂。在离开的时候我说好了要给她寄照片，而直到今

天，这件事仍然被我以种种理由推托，那个与她推杯交

盏说知心话的我跑到哪里去了？

在我的心里有一个阴暗的小角落，那也许是作为一个摄

影师本能的反应，你的每一根神经都在为影像作战，每

一个举动都在为得到影像而谋划。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

亲近多多少少和相机有关系，而这也导致我们分开的时

候的疏离。 相机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我

落入它的圈套，变得功利且虚伪，这种虚伪对我的被摄

对象，以及对我自己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