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
这是16年前的东西，发表在《中国摄影家》１９９０年１期上。这两天又翻出来看，还可以看。说“还可以看”，是因为有关傻瓜相机的一些体味与今日的数码相机相通；拍摄中的匠气与率性一类感觉，文澜在若干年前就表达过了。
我说要写一篇这个题目的东西，他那眼镜片后的小眼睛挤了挤，厚嘴唇上胡茬抖了抖，多少有些戏谑地给了句∶“你太－－客气了。”说完半天，从鼻翼直奔嘴角的两道沟壑仍然凝固着，把那个狡猾的笑容在脸上定格。
这个题目想了不止一次。
每当看到这个身高一米八三的家伙煞有介事地裹着那件浑身上下有十三个口袋的摄影背心出没在一个又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并且在同行们各种高档相机如林的拍摄现场仍满掌“掐”着那只“傻瓜”相机的时候，总感到有些怪诞奇异的味道∶国内著名并且活跃的新闻摄影记者王文澜，居然使用着那种恨不得“臭了街”的“傻瓜”相机！
并不全是大家或者“准大家”的煞有介事。及至认真读过王文澜用“傻瓜”拍下的片子，我才悟到“傻瓜”竟然也有着一个广阔的创造天地；或者说，那种恨不得“臭了街”的“傻瓜”也可以被运用的如此出神入化。
请看这张《夜路吉他》（文澜的许多片子都没有题目，留给读者更丰富的理解天地。这里的题目都是为了行文方便，由笔者谬托的）∶全暗的背景中，由路灯、吉他的亮块组成了画面，没入黑暗的行道线与斜置的吉他轮廓使人感到某种神秘的意蕴，无论是把它理解为用写实手段创造的现代感，还是理解为一首轻灵的生活咏叹，这片子都挺耐读。不过叫文澜说起来，却不用那么费劲∶“大晚上骑车，见前面俩哥们儿骑车挺有味儿，就骑车跟着，顺屁股‘咔、咔’几张，得了。”
其实，这倒正说明了“傻瓜”远在其它许多“非傻”相机之上的一大优势∶除了“傻瓜”，还有在夜暗里不用对光、调焦，而且可以骑在自行车上“顺屁股咔咔”的相机吗？文澜曾极严肃正经地说明，这叫“最大限度地发挥‘傻瓜’袖珍全自动的功能。”在各种高档、专业相机在采访场地角逐的时候，有意识地运用“傻瓜”开拓创造天地，文澜只不傻处可见一斑。这倒使人想起那个意大利小提琴家的逸事，当听众如醉如痴地欣赏那把“名贵小提琴”奏出的乐曲后，，演奏家当中把琴折断、跺碎，然后告诉人们这不过是一把最普通廉价的琴。奏出“绝响”的，并不一定非要“名琴”，这对时下不少业余和专业作者来说也不无启示。
一次，“哥们儿”陆小华同我谈起“镜头摆布”的问题。他认为，摄影并不一定是“最真实地反映生活”。在许多拍摄现场中，往往是镜头在生活中一出现，生活就已经被影响、改变了。这想法把我的一些积愫点破。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景∶摄影记者的镜头一出现，本来绝对自然生动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呆板、乏味，甚至虚假。
细想也不奇怪。由于镜头的进入（特别是象记者这样有意识地进入）生活，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动因和心理节奏受到干扰和影响；又由于镜头可以对生活进行放大和传播，生活中的人本能地对新进入的镜头怀有一种警觉，一种注意，甚至有意识地利用镜头为自己塑造一种自己本不具备的形象。
严格地说，并不是人物在作假或接受“摆布”，而是镜头的出现，本身就“摆布”了生活。
面对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老练的摄影记者便是去抢拍、抓拍、偷拍。如果说，抢拍、抓拍更多地依赖记者的技巧，那么偷拍则更多地要受到环境、器材的限制。恰在这一点上，“傻瓜”相机由于它的轻巧、隐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请看这一张《期待》。姑娘刚刚在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彩电，正在路边等人接她。构图夸张地表现了彩电的体积，然后在画面边沿捕捉了姑娘一双很富表现力的眼睛。我们只要稍加注意，便可以发现这张片子的视角是相当广的，几乎具有了广角镜头的效果，然而拍摄者离主体这样近，拍摄点那样低，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给被摄者察觉的（你不妨设想记者举着个广角蹲在那冲着姑娘瞄，她会是一种什么眼神）。正是这一类环境下，文澜手中的“傻瓜”便显出隐蔽性强，镜头视角大的优点。过去我读文澜的片子时，时常感到里面有一种很雍容的调侃和幽默，象一个教师为孩子的淘气显示出宽厚的欣赏和微笑。但孩子决不是为老师的笑而去淘气的，更多的是因为知道长辈要笑，便事先把自己的稚趣绑缚起来，于是光膀子的老头决不会如此坦然地步向镜头（见《发廊开张》），地坛雪地上的练功者也决不会“一、二、一”地喊着口令整齐地在镜头前打滚（见《发功》）。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被窥视了，因为有这窥视，生活又多了一种情趣。
文澜在窥视着，无论街头巷尾、买菜行车，谁也不注意中，他掌中的“傻瓜”悄悄地工作着……
一日与文澜聊起“傻瓜”之道，那颇不显傻的眼睛一眨一眨之中，其人又颇为得意地“侃”起耍弄“傻瓜”之妙。据他自称，可以根本不必取景，眼睛看着你，跟你聊着天儿，却通过脖梗子到手臂的延长线，计算好掌中“傻瓜”的大体角度、俯仰，然后以小指、无名指捻开镜头盖门，乘你不察，以拇指揿动快门。言及此，文澜颇显出一种得意，仿佛拥有一种秘制膏丹。
这话我是又信又不信。说不信，就象是听严新“侃”他在大兴安岭气功灭火，反正他在这边发功“作法”，那边也下了雨，可谁保得准那雨就是他的功发下来的。同理，你文澜尽可以声东击西地拍你的“傻瓜”，可谁又保得准那样拍出的标准像不拍出个标准胸、标准腿什么的。说信，也有信的道理。文澜的“傻瓜”作品中确实有不少令人感到一种松弛，一种挺潇洒的随意－－不单是指内容。就象那张期待把姑娘三脑袋挤到了那个角落，还有这张《留神掉喽》，那画面（或者取景）显然有点毛病∶人物前面和车轮下面的空间都嫌紧了些。以文澜这样的老手，这毛病决不会是在暗房里裁下的。
我理解文澜是有意识地认可了这类“毛病”。文澜说∶“不要去过分地追求什么完美，不要把照片搞得那么‘匠气’”这恐怕也是文澜运用“傻瓜”的一种追求。
这追求挺有审美意义。
追求完美是生活和艺术的动因之一。但完美是一个过程，就象追求也是一个过程一样。如果一张片子就可以“完美”了，“追求”本身就没有了意义。试图把“完美”作为一种“追求”是挺荒唐的事，因为它只是一个一个的瞬间，而每一个瞬间比较下一个都并不“完美”，所以它根本不真正的存在。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庄子的“因是印非”。
提起这些是因为总有人理解不到这层，总要认真而又虔诚地去追求完美。于是就构图啦、用光啦、色调啦、裁减啦，皓首穷经而又腻腻歪歪。到头来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充其量令人的情感烂醉一番，醒来后一想也不过如此。这便是“匠气”，是“矫情”，是“媚俗”。
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同样的，大美若缺，大道无形。诚然，我们中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到足以摆脱这种‘匠气’和‘矫情’，但文澜在用脑子（而不光是用取景框）取景的时候，牵动他手指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直觉。
这个题目想了不止一次。
每当看到这个身高一米八三的家伙煞有介事地裹着那件浑身上下有十三个口袋的摄影背心出没在一个又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并且在同行们各种高档相机如林的拍摄现场仍满掌“掐”着那只“傻瓜”相机的时候，总感到有些怪诞奇异的味道∶国内著名并且活跃的新闻摄影记者王文澜，居然使用着那种恨不得“臭了街”的“傻瓜”相机！
并不全是大家或者“准大家”的煞有介事。及至认真读过王文澜用“傻瓜”拍下的片子，我才悟到“傻瓜”竟然也有着一个广阔的创造天地；或者说，那种恨不得“臭了街”的“傻瓜”也可以被运用的如此出神入化。
请看这张《夜路吉他》（文澜的许多片子都没有题目，留给读者更丰富的理解天地。这里的题目都是为了行文方便，由笔者谬托的）∶全暗的背景中，由路灯、吉他的亮块组成了画面，没入黑暗的行道线与斜置的吉他轮廓使人感到某种神秘的意蕴，无论是把它理解为用写实手段创造的现代感，还是理解为一首轻灵的生活咏叹，这片子都挺耐读。不过叫文澜说起来，却不用那么费劲∶“大晚上骑车，见前面俩哥们儿骑车挺有味儿，就骑车跟着，顺屁股‘咔、咔’几张，得了。”
其实，这倒正说明了“傻瓜”远在其它许多“非傻”相机之上的一大优势∶除了“傻瓜”，还有在夜暗里不用对光、调焦，而且可以骑在自行车上“顺屁股咔咔”的相机吗？文澜曾极严肃正经地说明，这叫“最大限度地发挥‘傻瓜’袖珍全自动的功能。”在各种高档、专业相机在采访场地角逐的时候，有意识地运用“傻瓜”开拓创造天地，文澜只不傻处可见一斑。这倒使人想起那个意大利小提琴家的逸事，当听众如醉如痴地欣赏那把“名贵小提琴”奏出的乐曲后，，演奏家当中把琴折断、跺碎，然后告诉人们这不过是一把最普通廉价的琴。奏出“绝响”的，并不一定非要“名琴”，这对时下不少业余和专业作者来说也不无启示。
一次，“哥们儿”陆小华同我谈起“镜头摆布”的问题。他认为，摄影并不一定是“最真实地反映生活”。在许多拍摄现场中，往往是镜头在生活中一出现，生活就已经被影响、改变了。这想法把我的一些积愫点破。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景∶摄影记者的镜头一出现，本来绝对自然生动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呆板、乏味，甚至虚假。
细想也不奇怪。由于镜头的进入（特别是象记者这样有意识地进入）生活，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动因和心理节奏受到干扰和影响；又由于镜头可以对生活进行放大和传播，生活中的人本能地对新进入的镜头怀有一种警觉，一种注意，甚至有意识地利用镜头为自己塑造一种自己本不具备的形象。
严格地说，并不是人物在作假或接受“摆布”，而是镜头的出现，本身就“摆布”了生活。
面对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老练的摄影记者便是去抢拍、抓拍、偷拍。如果说，抢拍、抓拍更多地依赖记者的技巧，那么偷拍则更多地要受到环境、器材的限制。恰在这一点上，“傻瓜”相机由于它的轻巧、隐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请看这一张《期待》。姑娘刚刚在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彩电，正在路边等人接她。构图夸张地表现了彩电的体积，然后在画面边沿捕捉了姑娘一双很富表现力的眼睛。我们只要稍加注意，便可以发现这张片子的视角是相当广的，几乎具有了广角镜头的效果，然而拍摄者离主体这样近，拍摄点那样低，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给被摄者察觉的（你不妨设想记者举着个广角蹲在那冲着姑娘瞄，她会是一种什么眼神）。正是这一类环境下，文澜手中的“傻瓜”便显出隐蔽性强，镜头视角大的优点。过去我读文澜的片子时，时常感到里面有一种很雍容的调侃和幽默，象一个教师为孩子的淘气显示出宽厚的欣赏和微笑。但孩子决不是为老师的笑而去淘气的，更多的是因为知道长辈要笑，便事先把自己的稚趣绑缚起来，于是光膀子的老头决不会如此坦然地步向镜头（见《发廊开张》），地坛雪地上的练功者也决不会“一、二、一”地喊着口令整齐地在镜头前打滚（见《发功》）。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被窥视了，因为有这窥视，生活又多了一种情趣。
文澜在窥视着，无论街头巷尾、买菜行车，谁也不注意中，他掌中的“傻瓜”悄悄地工作着……
一日与文澜聊起“傻瓜”之道，那颇不显傻的眼睛一眨一眨之中，其人又颇为得意地“侃”起耍弄“傻瓜”之妙。据他自称，可以根本不必取景，眼睛看着你，跟你聊着天儿，却通过脖梗子到手臂的延长线，计算好掌中“傻瓜”的大体角度、俯仰，然后以小指、无名指捻开镜头盖门，乘你不察，以拇指揿动快门。言及此，文澜颇显出一种得意，仿佛拥有一种秘制膏丹。
这话我是又信又不信。说不信，就象是听严新“侃”他在大兴安岭气功灭火，反正他在这边发功“作法”，那边也下了雨，可谁保得准那雨就是他的功发下来的。同理，你文澜尽可以声东击西地拍你的“傻瓜”，可谁又保得准那样拍出的标准像不拍出个标准胸、标准腿什么的。说信，也有信的道理。文澜的“傻瓜”作品中确实有不少令人感到一种松弛，一种挺潇洒的随意－－不单是指内容。就象那张期待把姑娘三脑袋挤到了那个角落，还有这张《留神掉喽》，那画面（或者取景）显然有点毛病∶人物前面和车轮下面的空间都嫌紧了些。以文澜这样的老手，这毛病决不会是在暗房里裁下的。
我理解文澜是有意识地认可了这类“毛病”。文澜说∶“不要去过分地追求什么完美，不要把照片搞得那么‘匠气’”这恐怕也是文澜运用“傻瓜”的一种追求。
这追求挺有审美意义。
追求完美是生活和艺术的动因之一。但完美是一个过程，就象追求也是一个过程一样。如果一张片子就可以“完美”了，“追求”本身就没有了意义。试图把“完美”作为一种“追求”是挺荒唐的事，因为它只是一个一个的瞬间，而每一个瞬间比较下一个都并不“完美”，所以它根本不真正的存在。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庄子的“因是印非”。
提起这些是因为总有人理解不到这层，总要认真而又虔诚地去追求完美。于是就构图啦、用光啦、色调啦、裁减啦，皓首穷经而又腻腻歪歪。到头来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充其量令人的情感烂醉一番，醒来后一想也不过如此。这便是“匠气”，是“矫情”，是“媚俗”。
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同样的，大美若缺，大道无形。诚然，我们中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到足以摆脱这种‘匠气’和‘矫情’，但文澜在用脑子（而不光是用取景框）取景的时候，牵动他手指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