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地方也有，北大燕园朱光潜先生故居，李可染先生的旧

居——香山脚下的东宫村，还有就是三里河南沙沟。二十多

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壮着胆子敲开了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家

门……

    十九岁那年，在父亲的建议和策划下，我开始利用课余

时间为当时中国著名的文化人拍照。拍摄的名单由我父亲确

定，他还通过朋友为我引见一些学者和文化老人，但是大多

数时候，我都是拿着学生证硬着头皮毛遂自荐找上门去。

    1980年秋，拍摄名单里出现了钱钟书和杨绛的名字。我

到社科院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宿舍打听，才知道钱老一家已经

搬到城西三里河南沙沟了。

    一个周日，我背了装着相机的挎包，手里拿着三脚架，

早早地赶到了三里河。可在一片楼群中转悠来转悠去，却像

走进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场景，几乎要“寻隐

者不遇”了。正在这时，我偶然发现在南沙沟居民委员会的

牌子旁边，贴了两张红纸，是为灾区捐款的住户名单。在第

一张上，我看见了杨绛的名字，捐了一百块钱。

    我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但是认准了的事，也就顾

不上太多了。我走进居委会，自报家门，交代了来意，希望

能得到钱先生的确切住址。接待我的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大妈

，她要了我的学生证看了看，又问道“你是不是在做毕业实

习呀？”我说这不是实习，而是一项艺术创作工程。二十岁

出头的我，认真得有点幼稚，大概也透着笨拙的实在，让大

妈没什么不放心的。她于是翻开厚厚的名册，找到了钱老家

的门牌号。

    热心的大妈又领我出门，指点我去那栋楼的近路。我当

时不会知道，那条路通向的地方，不断雕刻了我后来的成长

岁月，成为我心中永远温暖的记忆。 门，很普通的那种，隔

音不怎么好，但去敲开它也还是要勇气。在以后的很多年里

，我无数次地敲开过数不清的门，有形的，无形的，但印象

最深的还是这一次叩响钱钟书先生家门的经历。手落在门上

是轻飘的，纵是不速之客，也不大忍心搅扰屋内的安静。很

快听到有妇人以优柔的声音应门。

    “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开门的妇人个子不高，样

子和善。说话慢条斯理，很客气。“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

生，我叫邓伟……我想完成一本中国文化人的肖像摄影集，

想给钱钟书先生拍个照片……”

   
    “噢，这个事挺好的……不过呢，钱先生是从来不喜欢

拍照的，更不喜欢上什么书或者是画报，像你说的名人录，

他就更不感兴趣了。非常谢谢你。”说完，妇人客气地关上

了门。对于钱先生的澹泊我是早有耳闻的，所以并不因了这

样的遭拒而灰心。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钱家门口，等待着再次

积聚起全部的勇气，第二次敲响了面前的这扇门。

    开门的依然是刚才的那位妇人，“您怎么还没走呀？不

是已经告诉您，钱先生不同意拍照吗？”她依然和颜悦色地

说。妇人的平和多少缓解了一些我的忐忑，我忙说：“钱先

生不同意拍摄，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她是翻译家和文学家，我也想为她拍照。” 妇人笑笑，说：

“我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我

们也不算什么名人，不想凑这个热闹。”

    我忙请杨绛女士原谅我的冒昧，并再次说明经历了“文

革”之后，很多文化老人已经不在，健在的很多人也年高多

病，我实在是希望能做一点文化抢救的工作。杨绛女士点点

头，“你的动机很好，我看您也是个很努力的青年。但是我

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夫妇俩都不能接受您的这个邀

请，再一次谢谢您。”门在礼貌的谢绝后又紧紧地关闭了。

我仍然不想离开，静静地站在那里。不时有邻人说笑着经过

我的身边，被搅动过的空气静下来，显得格外空落。

 不知过了多久，我面前的门又被打开了。杨绛女士好像是准

备出门的样子。“呦，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呀？”她吃惊地问

。我老实回答：“我还是在等……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

能跟钱先生本人见见面，跟他谈一谈，看看他有没有兴趣…

…”

    这时，一个人从屋里走了出来，说道：“那好，我就跟

你谈谈。”他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气质沉稳。身上蓝色的

对襟上衣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脚上是一双布底鞋。“我就是

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我很感谢你的

诚意，你请回吧。”我说：“钱先生，今天能见到您，真让

我高兴。我想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意思。我没有任何官方色

彩，不受任何人指使，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希望拍摄一些

像您这样的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物，现在大家

都很想领略您们的风采……”钱先生伸出一只手摆了摆，“

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些。我是不会让你拍照片的。你还是

走吧。”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还是不想放弃，“钱

先生，我不会离开，还是请您考虑……”门“咣”的一声，

又一次在我面前紧闭了。

    我不知道继续等待是为了什么，只知道一旦离开，我将

再也没有勇气重新叩响眼前这扇门。我只是站着，也不知到

了什么时候。或许已经过了十二点吧，不知谁家传来了菜进

到油锅时“哗”的爆响，很快楼道里开始弥漫起依稀的饭香

。就在我的思绪被午间的各种响动引领开去的时候，面前这

扇几开几合的门再一次敞开了，是钱钟书先生走了出来。“

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

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我忙说：“这个不敢，这个不敢。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

，我只是想用我学到的技巧和对您的理解，为您拍摄一张肖

像照片……相机和三脚架我都带来了，现在就可以为您拍摄

……”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

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我连声说行。这时，钱先生又请过妻子杨绛，让我跟她也商

量商量。杨绛女士也破例地答应了我的拍照请求。

    多少时常忆起的相见呢？这个秋天的上午发生的事，在

后来我还是常常想起。其实，钱先生的“破例”，是一个多

么大的让步，如果没有这个台阶，我都不知道会在他家门口

站到什么时候呢。对一个像我这般执拗任性的青年，他却是

以诚相待，给予了一个长辈的极大的包容和迁就。

    一周之后，我如约来到钱钟书先生家。先生的家很简单

、非常整洁。水泥地面擦得很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

满满摆放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绛女士仍是穿着家常的衣服

，朴素干净，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当我在相机标准镜头允许

的最近距离—0.45米远的地方，为他们拍摄大特写镜头时，

他们没有丝毫的紧张。当镜头凑到钱先生跟前，我发现他竟

然微微地笑了。我不失时机地将他的笑容定格下来，同时不

禁猜想，在先生的日常生活里也一定不会缺少这样会心的笑

吧？

     过了一个星期，我将放好的照片拿给钱先生看，“这就

是钱钟书，就是我。”他高兴地说。杨绛女士也很满意。“

我要送你一句话。”钱先生坐在桌旁，拿起毛笔，在一张白

纸上写道“笔补造化天无功”。“我给你翻译一下，翻译一

下。”钱先生接过笔，在纸上补充写道：“相机能够弥补自

然的不足”。夫唱妇随的默契尽在不言中，让我好羡慕。谈

话间，钱钟书先生取出一本他写的小说《围城》送我。他指

着书的封面说：“你看，‘围城’这两个字，是杨绛给我题

写的。”这时，杨绛女士也走过来，说道：“我也应该送你

一本书。这本《干校六记》，书名是钱先生帮我题的。”原

来夫妇俩不仅是对方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而且，其中一位出

书的时候，题写书名的活儿就由另一位包揽下来了。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和许多我接触过的学者夫妇一

样，生活简单，物质要求甚少，却以钻研学问为乐，追求着

内心里的充实。《干校六记》里写了这么一个插曲，当年，

钱钟书夫妇被下放到农村后，就不得不分开了。为了能有机

会觅到钱先生，杨绛主动申请承担了给大家送信的任务。一

旦有信来，杨绛要步行很远，去到各个生产队送信。但她却

巴望着，因为可以顺路去探望负责看水渠的钱先生。因为共

同经受过风雨的洗礼，他们的感情弥深弥坚。他们的爱并不

言说，只是用尽一生去寂寞相守。那些我目睹过的弦瑟和鸣

的场景感染着我，不知不觉凝成我心中理想的婚姻生活的图

景。钱先生的性格有温文尔雅，沉静孤傲的一面，有时，又

是开朗甚至是激昂的。我曾见他一时兴起，在房间里踱着大

步，高声行吟。因为地面是水泥的，很光滑。我生怕他浑然

忘我，赶忙提醒他留神摔跤。他反答道：我不穿皮鞋，在这

水泥地上怎会摔倒？
 

 1982年，我作为摄影师参加了电影《青春祭》的拍摄。在云

南的外景地，我不知怎么患上了风湿痛，可能跟时常下河拍

戏有关系。当地的民间医生用梅花针为我治疗，倒是让我撑

到了影片拍完。可刚回到北京，我就突发黄疸性肝炎，住进

了医院。原来，是梅花针消毒不力，造成了肝炎病毒的交叉

感染。我病愈出院后，又过了些时间，才敢去拜会钱先生。

先生见到我很开心，他仔细地询问我身体感觉如何，在吃什

么补药。听了我的回答，他站起身，笑着说：“这些天，你

肯定吃了不少苦药。我这儿有一种药，不过不苦，还很甜呢

。”他说完，大步流星地从里屋抱出一个大盒子，塞给我，

我一看，是一箱蜂乳。“我听你说治风湿在用虎骨酒，这酒

对年轻人来说太烈了，我怕会有副作用。以前杨绛也有风湿

痛的毛病，她服用蜂乳，感觉挺不错的。我们也给你买了一

些，你试试看吧。”我没有道理接受先生这么重的礼，连忙

推却，解释说老北京有一个说法，药必得自己买给自己，否

则就不灵验了。先生听罢，开怀大笑，“天真，你可真是天

真得像傻瓜……就是按你的说法，这蜂乳，顶多算是营养品

，也不算是药。你还年轻，养好身体太重要了！”见我还是

不肯接受，他走到桌边，提起毛笔，稍加思索，欣然落笔，

行云流水般一挥而就。之后，他招呼我说：“我呀，送你两

句话，改自苏东坡的名句。希望你接受我们的这点心意，不

要再推辞了。”说罢，钱先生在刚刚书写的纸上，端端正正

地加盖了印章，递给我，“因病得闲殊不恶，白蜂乞乳别无

方”的诗句以先生特有的酣畅笔墨一下跃入我的眼帘。

    二十年过去了，先生送的蜂乳早已消融在我的体内，他

的充满幽默和关爱的题句我至今珍藏着。每每翻看，如初的

墨迹仿佛落笔于昨日，先生朗朗的笑声又在字迹间晌起，我

也在神往中随了先生笑起来，突然恍觉先生已乘黄鹤西去，

人间再无缘相见，不禁泪眼婆娑……

    十多年前，我计划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当时钱钟书

先生得知后，是不赞成的。他担心我既没有雄厚的资金又没

有过硬的关系，一个人在海外，语言也不通，困难太大了。

他形容就像置身于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船上甚至没有

桨，只能借双手向前划行。这种情况下，要想靠岸，谈何容

易。

    1990年的春天，我即将赴英前，特意去钱先生家辞行。

先生晓得我的执拗，不再劝我。那一天他的话不多，或许是

预见了我的前路的不易，不免忧虑吧。道别时，杨绛女士将

四百元钱塞进我手里。钱先生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穷家富路嘛。我们虽然不赞成你走这条路，既然你非去不可

，我们还是希望你一切顺利。”

    正如钱先生所担心的，后来我在国外的生活，真的好似

海上行舟。我依靠日日打工谋生，同时只能用原始的寄信的

方式，争取为全球各地的世界名人拍照的机会。1991年8月，

我按动快门，为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拍摄了肖像照，自此

我的环球拍摄正式启动……

    1999年，在完成了为百位世界名人拍照的行程后我回到

北京。当年出游时刚过而立之年的我，此时已接近不惑，略

显了中年的臃胖。不久，我得知了钱钟书先生于年前辞世的

噩耗。

    1997年短暂回国时，我曾去医院探望钱先生。当时他很

虚弱，躺在病榻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他的意识还清楚，

只是语言表达已很困难。当我向他汇报我的环球拍摄已经接

近尾声，并且诉说起这些年里我对他的想念，却再也聆听不

到他风趣的谈笑和睿智的教诲，只有漫起的泪水缓缓地从老

人的眼角淌下来……这是阔别多年后，我和钱老的第一次相

见，竟也成了今生今世我和钱老最后的别离。

    一个早晨，阳光很暖和，我拨通了钱先生家的电话。听

筒那端传来了杨绛老徐缓的声音。我本是希望登门拜会杨老

，但她讲已经久不会客了。因为每每再见熟人，情绪波动难

抑，常常整夜不眠，造成血压高。杨老说钱先生留下了很多

手稿，那都是留给人类的财富，她必须静下心来，集中精力

去加以整理，完整地留给后人。听杨老讲，钱先生一直到临

终，头脑都很清醒，最后的心愿是死后不举行告别仪式，不

保存骨灰。这个事有关方面经过请示，最终还是决定尊重钱

先生的意思。先生去世后，只是杨老和几个亲近的朋友到火

葬场送行。杨老一直陪钱先生至火化炉前。火化之后，钱老

的骨灰同许多普通百姓的骨灰一道，深埋入土，化作了春泥

……放下电话，略略宽了些心，钱先生的文字日日陪伴着杨

老，她的寂寥总是好过些吧。“如果你惦念钱老，就写点什

么吧。”杨老说。或许她是说，不必寻找一个外在的纪念地

去瞻仰，当我们回忆起往事，当逝者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眼

前，那就是开放在我们心灵里的纪念地，在这里思念与生命

同样绵长。

    几天前，偶然经过三里河，静静地站在南沙沟那个我熟

悉的院落前，却不敢走近。院里的楼都重新进行了粉刷，院

门口也加设了门卫站岗。只有那块“南沙沟居民委员会”的

牌子依然没变，还是早先的那块。从这里匆匆经过的人们，

他们不会知道，二十年前，一个腼腆的青年壮起胆子敲开了

怎样的一扇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