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新浪网友，大家下午好！

　　陈小波：大家好，今天是由新浪网安排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名字叫对话与融合。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应该来十个人，但是今天因为吴家林在山里头拍照没有来，王征今天早晨离开平遥，今天还有一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侯登科不能来。我先介绍朱宪民先生、胡武功先生、贺延光先生、王文澜先生、姜健先生。

　　我们请骆永红介绍一下。

　　骆永红：今天本来是崔波支持，但是崔波因为可能是有事情，所以我过来替他做这个事情，我就介绍一下视觉联盟的成员。

　　陈小波：我还想介绍两个嘉宾，我们这一次出了一套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给我们出的，我想介绍一下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的社长司马兰女士，我们这一套的责编白江红女士，以后我们出书可以找他们俩，非常专业。我想对话我自己的体会是做一件事情要了解历史，我们就想从请胡武功先生用比较简短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新闻的发展史。中间可能有一些纪实摄影的技术问题。

　　胡武功：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其实在座的王文澜和贺延光都比我有更充分的理由来谈这个。

　　我就抛砖引玉，我想就是今天看到我们新闻新锐的作品，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晚报的，很多好的照片我都喜欢，我看到我们现在这种状况，我的心里是比较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在座的这些老前辈像王文澜、贺延光，我们在媒体工作的干了一辈子，我想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个现状都是发自内心觉得高兴的，因为他们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目的就是想看到中国的新闻摄影今天这个状况，但是在20年前，在我们开始搞新闻的时候状况不是这样的。我个人的感觉在20、30年前可以说中国无新闻，不是中国无新闻，不是中国没有新闻事件，而是没有新闻。

　　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很多的新闻事件是不允许报道的，事件不允许报道就不可能成为新闻，只有报道的事件传播了才能成为新闻，但是那个时候做不到这一点，但是那个时候我总结过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个图解的直接性，图解的关键模式，这个话题就是20年前的话题了，但是今天我还是想既然谈历史，就谈一下直接图解的模式，直接图解的模式，来源于文革的政治思考，他是为政治服务的，他是把新闻理解为宣传，所以在我们长达文革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衡量新闻，或者新闻摄影的标准就是你能不能读解政策，能不能宣传，这时候就出现了今天我们看来大家说的是调侃说是行为艺术，是摄影，这种现象应该有新的解释，过去的所谓的假照片，实际上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照片。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新闻摄影界有这样一种口号吧，就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还有一个口号就是凡是搞社会新闻，那就叫资产阶级新闻观。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看起来什么叫新闻？就是人咬狗就是新闻，但是人咬狗在当时受到批判，所以我们整个全国的报纸是一个面貌，在我们官方的媒体里，在我们正式的报社中是没有这样的照片的。

　　比如文革期间“四五运动”，为纪念周恩来，四人帮的官方报道是没有的，报纸也是没有的，不是这些记者没有这些意识，而是不能去，谁去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再比如唐山地震，再比如后来的很多自然灾害。甚至就到非典的时候，非典的时期这些都是不允许报道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基本上没有更大的新闻，更没有社会新闻，我记得81年的时候，在桂林开了一个摄影理论年会，当时我们就提出了关于讨论新闻摄影的真实性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讨论的，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刚刚接触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谈了。再一个就是不能谈社会新闻，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年我的论文就是论社会新闻摄影，我当时认为这个非常重要，是人类所关心的，是记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去报道的，但是这些东西统统批判为资本阶级新闻观，我认为他就是夺得知情权，这个当时我认为是非常要害的一些观念。

　　所以后来全国的很多我们这些摄影的摄影家，新闻摄影工作者，大家为之奋斗的就是要破除这个一个直接图解的观念模式，我记得当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当时全国学三论，什么信息论，系统论什么论，他就根据这个东西还写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所谓的理论文章，获得了中国的新闻理论奖，被评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的照片完全是弄虚作假，就是为观念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宣传服务。他在安徽农村造了大量的假，他说希望工程，学校很贫穷，那时候大家的努力这些事情可以关注了，希望工程也出现了，那么被重视了。那么他这个时候从极左跳到了极右这个角度，他到农村去看到一个女老师背着孩子，就把她叫到课堂上给人家讲课，然后说这个当地有多贫穷，说老师种责任田去了，就是搞哗众取宠，来制造这个新闻，他是制造新闻，他还不是说就是导演摆布一样，他不是这样。而且在他所谓的三论里面他有一个重要的口号，他说我们新闻摄影记者一定要观察形式，比如这个换届，到新的换届的时候你必须揭露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这样新的领导人会赏识你，因为你在批评上一届领导人的错误，如果刚刚换届的时候，你一定要说现在的大好形式，他们刚一来就取得了很好的成就，绝对不能说现实中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这都是他所谓学三论以后学的理论文章。而且他这些文章被印发为全国记者学习的材料，树他为榜样。当然这样的人最后是不得好下场的，他是品质问题，他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之下迫于无奈做的事情。所以他后来的照片被揭露，受到了处分，本人也被降职，甚至留职这样的处分。他最后到西藏去，现在彻底是完蛋了。我觉得人不老实不行，尤其做新闻记者的人一定要老实，一定要有良知，要有良心，不能为自己的名利做这些事情，这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我们中国当时的一种状况是这样，没有新闻。而且大家都是在自觉不自觉的为政治服务，直接图解。

　　比如说形式大好，就是体现了我的收入又增加了，如果说是工业形式就是工厂冒着腾腾的黑烟，就是直接来图解政治。这是局部的，这种东西完了以后，后来很多新闻题材的禁区打开了，可以报道了，比如说灾难啊、疾病啊、车祸啊，甚至社会犯罪，刑事犯罪都可以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出现了一些曲折，就是有些人为了强调报纸的所谓的视觉冲击力，其实我们很多人就到现场去，当然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他觉得画面不美，或者画面的动态不好，他可以去导演，去组织，去加工，我感觉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不要再理论上说是合理，什么叫合理的摆布，合理的加工，我觉得不要给自己找这些遁词，所谓合理不合理，你只要导演他了，我觉得他就干扰对象，你今天小小干扰他一下，你明天就彻底的干扰他，你后天可能就顶替他，代替他，这个东西逐渐从量变到质变，这些东西不要从理论的角度给他一个合法的外衣，把这个行为给他一个合法的外衣，这个争论在中国是无聊的。

　　过去我们的所谓理论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连篇累牍的报道，说合理的摆布一样是可以的，或者说适当的调整一下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样的话，都不能成为理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办事情总是差不多就行，这种东西不是严格的科学的态度，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应该一是一，二是二，我们的老前辈他们坚持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中国的优秀摄影家，摄影师们，他们还是很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影像，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像王文澜、贺延光都做的非常好，确实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我要说的关于新闻摄影理念上。

　　第二个就是体现在我们报纸上的不周全的地方，就是在作为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报纸报刊从来不太重视照片，照片永远是服从地位，这个事情不光是我们大陆，其实香港的记者前不久才有独立署名的权利，过去把摄影记者不当一回事，他们永远是服从地位，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文字国家，我们到处都有标语，是一个口号国家，是一个文字超级大国，我们对图象，尤其是现代影像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历来不够，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我感觉到我们的报纸上几乎是没有独立的新闻照片的，全是配图，摄影记者说老实话，也没有过高的社会和单位的这样一种地位，相应的地位也没有。只要你们翻开这个60年代、70年代中国以前的报纸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今天你们作为咱们年轻的朋友，一方面能自由的去拍摄，同时你们的好的作品在报纸上得到充分的展示，这个我觉得都跟上一代人的艰苦的努力是不开的。我觉得中国使用大图，在座的王文澜、贺延光对中国的摄影有非常重大的贡献，因为那个时候创刊了一个中国日报，中国日报是对外宣传的，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有别，相对的尺度宽松一些，我本人就受益于这样一张英文报纸，没有这张英文报纸，我的洪水来袭之际也就没有办法发表，我当时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我自己最满意的一张也恰恰是这一张，其实我是寄给了三个单位，我寄但是有两个都没有收。后来中国日报我是5号寄出的，8号就发出了，那时候没有特快传递，我就是凭8分钱的邮票，8号就见报了，我现在22块钱的特快传递是3天以后才能收到，在3天下午以后才能收到，我不知道现在的速度是高了，还是慢了。

　　就是得益于这样一张报纸，中国日报，可是后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熟悉，我觉得中国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一直是中国摄影界领军的两张报纸，我觉得它不光是使用了这张大的照片，它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理念，而这种理念最终迫使我们所有的总编辑，甚至新闻管理人员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以大的新闻照片来确定一天报纸的版面，给新闻摄影独立的地位，我不再从属于新闻了，是以新闻照片，独立的新闻照片来决定这个版面，其他的新闻围绕我这个核心这样一张大图出现在版面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的转变，而这个理念的转变我觉得与这两张报纸是分不开的。

　　第三个我想说一说纪实摄影，纪实摄影年轻朋友，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好像有点忆苦思甜，但是人老了就会怀念一些往事。我觉得过去我们关于纪实摄影，中国人是没有这种概念的，我们中国人的纪实摄影完全是按自己的摸索、探索在这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你看拍的非常好的照片，就包括四五运动的照片可以出几十本画册，这样大的量里头，我们都是用今天的纪实摄影思想去重新编辑它，他们当时在照这组照片的时候，很少有一个记者是理性的，按照纪实摄影的要求、法则、规则、或者换句话说按照纪实摄影自身独特的语言去进入四五运动现场的，都没有，都是后来我们重新编辑的，编辑的非常好，弥补了当初拍摄的不足。纪实摄影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干扰，所以我们很多人不可能去，除了大的政治事件以外，我们老百姓具体的生活是没有人系统的去拍照的。

　　尤其在三突出的原则的禁锢以下，我们完全忽视了普通的老百姓，忽视了我们常态生活，所以今天我就想讲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说这个人，我觉得他没有很大的名气。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的作品和他的一些摄影理念对我来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没有条件接触西方的东西，所以我开始拍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些照片的时候，有没有用，这些照片，谁给了我心理上和理念上支持，我想说一个人叫(金伯红)，这个人他70年代就拍了大量的北京普普通通老百姓的生活，我不知道他这个理念从哪儿来的，但是他70年代初就拍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1981年的一期大众摄影上，我发现了他的照片。他的照片没有作为作品，而是作为文章的小插图，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就是叫散步，他的父亲推着一个竹车子，上面坐一个小孩子，老二的孩子，大的小孩刚刚学会走路，就推着这个孩子，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走路，就是这张照片。这照片出来很多人问为什么要照呢？他就说照着玩的。

　　今天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回过头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就知道我们那时候的孩子是坐什么样的小车长大的，今天这个车子没有了，那时候孩子的整个面貌是什么，我觉得这些照片今天看起来非常有意思。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就是这样，大家想想如果延安时期，延安时期的老摄影师们，如果他们能把镜头稍微偏离一点点的话，我们今天就看到30年代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状态，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只能通过他们文字描述，这就是一个摄影理念的问题。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国人的眼睛就是我们眼前的，就是我们眼前的三米，四米左右的地方，我们没有向上看，也没有向上看，也没有向左看，也没有向右看。但是今天我们摄影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出了这么多的书，每一年我们出成千上万的书，我们的摄影家，把他们汇集起来我觉得很好。今天有两个一报一刊值得给大家介绍，我认为就是北报南刊，对中国摄影目前所产生的状况，我认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北报就是当年的人民摄影报，那么南刊就是现代摄影，我觉得一报一刊传播了非常先进的摄影理念。他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内外的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摄影师。他们为整个中国摄影的改革，对整个中国摄影理念的转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我都指的是80年代那一段时间。那么我要说在人物上，比如我们朱宪民，朱先生，他几十年的镜头始终的就对准着生他、养他、育他的黄河，一个人用一生执着的去拍照一条黄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奇迹。他没有哗众取宠，他没有用强烈的什么所谓的视觉刺激来吸引眼球，来吸引人，他完全用朴朴实实常态生活中的，常态人的常态来表现寄托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样仍然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著名的布勒松就给他提字，叫“真理之眼”，我觉得评价非常的高了，评价真理的眼睛，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能取得这样的一些成绩，能达到目前这种现状，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崇敬的。

　　另外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都是做新闻摄影的，我个人觉得我的老乡，贺延光应该在我们中国很难得的，实际上我觉得和布勒松对珠峰的评价是一样的，就是坚持真理，而且他敢于去做，塔波说你的照片之所以照的不好，因为你离枪口太远了一点，如果你拍的好离枪口越近越好，我觉得在中国要真正拍的好照片，就是离禁区近一点，不是离枪声近一点，我觉得离禁区近一点，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缺乏这种精神拍不出好照片。

　　你比如他拍的非典，我觉得这些东西往往离我们宣传禁区比较近，但是这些东西你认准他是真理，你记录下来，你不一定要发表。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值得总结的。

　　另外我觉得就是像包括我自己，像河南我感觉到这些人，包括黑明比我们年轻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他就是一直用眼睛对准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地域地貌都不一样，只要你找准点，我觉得都可以拍出非常好的，记录我们时代的作品。我就简单的概括的说了这些，也没有什么准备，不对的地方希望年轻的朋友给予批评，谢谢大家。

　　柴选：感谢胡武功老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历史做了一个回顾，下面我们请京华时报的图片总监骆永红先生介绍一下当今的新闻摄影从业者他们的一些理念。

　　骆永红：各位老师都是我非常敬仰的对象，因为无论是新闻摄影还是纪实摄影，在他们影响下，中国这些年摄影的变化就是来自于他们，那么作为我们新的这些媒体，因为最多的现在应该是十年，像华商报，南方都市报，年轻的可能一年两年，三年，那么我们为什么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因为中国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协会，但是我们并不想以协会的形式，实际上在成立之初，就是由包括我们七家，就是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华商报、东方早报、京华时报、重庆时报和竞报这么七家，我们这些人因为经常在一起，因为媒体的原因，媒体风格相似的原因，经常聚会，在聚会过程中，我们谈到自己理念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这些东西不一定相同，那么各自对版面语言的理解，对新闻摄影的一些操作的方式，我们就想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一个平台来进行交流，所以有了视觉联盟这样一个框架。

　　随着三年的变化，我们现在应该说有20家了，包括随后的春城晚报、重庆商报、华商晨报、三湘都市报、现代快报、新文化报、潇湘晨报、长江商报、大河报、都市快报、海峡都市报，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新浪网，我们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展示平台，展示、交流、合作这是我们的目的，作为我们这些人对新闻摄影的这些理解的话，我觉得简单的说我觉得应该有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刚刚胡武功老师一再提到过的，我追求新闻的真实性，那么这一点的话，尽管不停的有假的照片出来，尽管有不停的一些动作要求的遏制，包括假新闻这些，实际说我觉得最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律，在于每一个媒体的坚守，你比如说京华一旦有假新闻，或者制造这个新闻的话，肯定就会开除。

　　第二个方面就是风格的多样化。新闻摄影发展的今天，很多都会表达一些自己的心绪，心情这些东西的话放在这些里面。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全球视野。我们包括一些新闻摄影，纪实摄影，很多国外的书，这些书籍我们都学习，但是我们不能够满足于我们现在的需求，因为新闻摄影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国外的变化。尤其是作为报纸的话，它是不停的，每天在更新，每天在出，所以作为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想可能是特别需要就是及时了解国外的这些最新的信息。所以我们也珍惜，一个方面邀请国外专家来进行交流，包括上次我们一些媒体，我们联盟的一些媒体参与的那些今日美国和卫报，世界最先进的在新闻摄影领域比较好的一些，我们学习他们的经验。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媒体都设置了相对比较专业的人才，在我认为如果说在新闻摄影这一方面，他缺一点我觉得没关系，但是我需要他在英语一方面的专长，这我觉得是目前新闻摄影的一个缺陷或者一个通病，比如我就到外国语大学招了一个编辑。这三个方面是我们的心声，也是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我说的就是这些。

　　(掌声)

　　陈小波：我前两年给贺延光做了一个访谈，贺延光在最后说，他说对于年轻的都市报的记者，他的心情就是，他说过去是我们在影响他们，现在是我们向他们学习，我想贺延光说的这一句话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差不了多少，但是我觉得都是隔代了，因为你们的知识结构，因为你们的一些灵感，还有你们现在学习的能力，操作的能力，我觉得都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感受的。贺延光其实昨天已经参加了你们的会了，我想今天大家还是想听贺延光说一些事情吧，我们请贺延光来说。

新闻摄影记者要严格自律

　　贺延光：中国黔江报原来还可以，现在是不行，现在是肯定不行，原来行。我后来就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至少是有两个，就是说我们在用图片的时候，有一拨报社的老总很重视图片，再加上我们这些摄影记者也还算努力，所以曾经在某一个阶段成了气候，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你这些努力没有制度化，换了一拨领导就不行了，再换一拨领导更不行了。如果什么东西不成为制度啊，个人的努力不是说起作用，可能他那种效果不会长久。

　　我去年到沈阳和一个晚报业务交流，让我非常奇怪，参加交流人非常多，从老总、副老总到一些部门主任，到摄影记者，文字记者，文字编辑100多人，我非常吃惊，因为我一般要和摄影记者进行交流。后来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们，他的老总跟我讲，他们压力很大，我们的报纸的图片必须上去，因为在同一个城市的叫华商晨报对他们压力很大，压力大的一个方式，就是每天一版大照片，这是这个老总跟我讲了，我恍然大悟，后来我就悟出来了，就是因为制度上没有建立健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报纸没有走向市场，我们还是固守着党报的那种传统的办报理念，没有拿这张报纸到市场上检验，辽宁的一家晚报他的老总也不懂摄影理念，他为什么找这些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呢？他觉得市场对他提出了新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一个市场一个体制问题可能至关重要，那么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摄影记者的努力。我们搞可以说摸，瞎摸，但是我们运气还算好，我刚开始学摄影，我的标杆就是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我们运气好就是刚从事摄影不长，开始看到了外国的作品，外国人拍外国，外国人拍中国，在我们拿照相机之前根本看不到外国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条件比起在座的朋友们这种条件呢，那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你这种学习、交流，你的起点已经大不一样了。

　　但是反过来我也觉得我们有时候对新闻这个东西啊，有时候还是有很多困惑的东西，我们看到荷赛，大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荷赛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摄影比赛，尽管他也出一些问题，但是总体来讲，历史如此悠久，影响如此之大，我不说别人，对中国读者观众的影响，第一次88年荷赛的影展在北京开幕的时候，入场要排一个半小时观众才能买到票，展场挤塌了，这是88年的前景。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中国的摄影记者，如果想在荷赛上得奖，可以说是梦寐以求，当然我也努力了，每一次都是名落孙山，但是这些年不一样，中国记者在荷赛得奖，这几年经常有了。而且我们去年一次就得了三个奖，但是我去年也听到一些议论。大家觉得常河，常河用那个照相机叫什么照相机。王刚刚才在这个，他也得奖了，那么我就听到一些议论，这些议论是什么？说表达方式、表现方式、拍摄方式变了。我们有些人就琢磨他怎么变，变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传统的拍摄方法还适合不适合，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为什么？

　　我们现在分析常河拍的是动物园，我的理解常河拍的那些照片，我的感觉都不是很活灵活现的，是一种很压力状态下的动物，实际上他表现的也是人和动物，这个社会和动物的一个关系。他这个题材用这样的方法，赢得了评委的认可，也是比较有准备的。王刚拍的彝族人，他虽然拍的人像，但他拍的也是那些人物的生活状态，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认为是不是荷赛今后拍摄方法上要变，变到什么程度？我不认为。170多年了，新闻摄影就是在这个方寸之中，你拍摄的角度无非就是上下左右，拍摄的方式100多年来我没有看到它有多大的变化，甚至颠覆性的变化我没有看到，但是为什么新闻摄影的魅力长久不衰，主要他拍摄的内容和人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非常近，而且人的生活社会是每一天在变化，他在吸引读者，吸引我们自己，因为新闻照片拍的是，我觉得我们不要怎么赶时髦，因为时髦这个东西，有少部分时髦的东西可能会被多数人接受，最后积淀起来又变成传统，但是多数时髦的东西过眼烟云，跟我们穿衣服一样。你说是有变化，我们通过他们的作品得奖，我们应该承认，有的题材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也是新闻摄影表达的一种手段。但是你不能认为新闻摄影整个今后的前途这个拍法是不是完全改变了，我不这么认为。

　　当然说这都不是定论，咱们再往下看，因为咱们可以再往下看，我想就是说现在一个是由于这么多的都市报，新锐媒体他们在一些具体的新闻事件的表现上，不断的有创新和创造，不断的冲破界限，因为我觉得作为媒体来讲，刚才胡武功说的稍微保守一点，实际上媒体就是不断要接近真相，你向读者传递真相，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情况下，媒体又是一个最不自由的范畴，又是一个最不自由的领域，所以这个问题要想明白。刚才胡武功举了一个例子，唐山大地震，摄影记者没有照片，这是我们前一代，我们上一代人的遗憾，但是我们现在当摄影记者了，又看到很多外国的东西，我们很多情况已经清楚了，如果需要我们记录的东西，你不去记录，你再犯前人犯的错误，这是最傻，最不可救药的，犯别人犯过的错误是最不可救药的，这一点我们当摄影记者你应该要明白，对这个社会有影响的，去年重庆的钉子户事件，当然我没有去重庆，我在北京看到的照片还没有太理想的，我看到几张照片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表现起来没有视觉太强烈，当然拍摄难度肯定大。但是从整体来讲，处理钉子户事件，我了解的情况，我看到的报道，我的感觉，从政府这方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了进步。最后他的结果全世界的媒体都扑这个，最后他的处理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物权法在人大通过，虽然没有到执行的时候，当事人和政府和开发商这些矛盾，就是非常强烈的表现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是非得要记录的，这个物权法是中国法律往前走了一大步，要印证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照片在那儿配的，这是对我们摄影记者的要求，你抓住一个好题材不能放过。

　　我刚开始拍照片，我现在老抨击假照片，尽管有的事件几十年过去了，还经不起检验，最近我看媒体登解放军占领总统府，三天以后拍的，解放军渡长江两天以后拍的，我记得十几年前我说这个占领南京府的时候，作者一个老先生，要跟我打官司，当时的摄影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副书记陈淑芬就在我们两边磨稀泥，说算了算了。我们看雷锋的照片，我觉得连登了两期非常好，他说美联社的记者参观雷锋纪念馆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雷锋有这么多照片，是不是假的，记者说了就是接受任务，就是补拍，这张照片谁拍的，这张谁拍的，这个事就讲的很细，这些老同志在做这种事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指责他们，他们那个社会环境就那样，他不是一个人那样，老老少少都那样，我们没有必要去指责他们，反过来讲对这样的老先生，我们更应该提起我们的敬意，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他告诉我们了。

　　所以这些事例提醒我们，我们不能侥幸，不能走过去已经证明是弯路，是死胡同，你还要凭着小聪明，不行的，刚才说的新华社的记者，当时在我们十佳评选中评了十个人，影响有很大，新华社年轻记者当时的典型，老师种责任田去了，自己搞个奖，把老师的孩子放在课桌上，让他摆弄，老师种责任田了，孩子就自己玩。

　　这些东西不能靠侥幸，尤其我们今天这么多读者盯着我们，所以我们拍照片的时候你要格外小心，因为这个在西方社会是不可理喻，一个人犯一次事，在新闻摄影犯一件事，在这个领域不可能再找到工作，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太宽容，但是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会这样。现在多少读者，大家都会用照相机，你的神秘感就没有了，你也不能像过去蒙事了，不可能啊。

　　所以我说只能你自己自律，你在艰苦的条件下，你拍的很不容易的照片，你才能引起别人对我们这个行当的敬意，所以维护我们自己尊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你看我们过去拍照片，我刚才讲我，我再讲王文澜，王文澜走了，他原来在部队，我在北京青年报发他的第一张照片，两个解放军战士在水里搏斗，我们现在还有人这么拍，我记得唐山大地震的照片，我记得有一张非常精彩，有一个受难的妇女被抢救出来，挖出来，我认为80年代大众日报登这张照片是做了处理，把其他抢救人员的影像全部压案，而且唐山大地震我们死了那么多人，画面上没有，最大的灾难你从我们公开发表的照片上看不到。我那年得奖那个照片，叫中日青年联欢，据那些老同志说，我那个照片为什么得奖呢？就是在上海大家抱在一起哭哭啼啼，大家评委觉得在一起哭哭啼啼就很新鲜，喜怒哀乐是我们新闻摄影表现的主题，黑明是我们这几个人最年轻的，我们看他的照片，黑明好像还不完全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他的自我训练，我认为完全是新闻摄影记者的训练，100个知青，他不是知青，但是他知道，他懂事以后懂得去拍这些知青，每个人都有故事，这是我们搞新闻摄影记者的采访方式，这是记录历史。

　　当然我就说我们当记者，我昨天讲了一下，不要在于一两次得奖，不要在于一两次成功，摄影记者是一辈子的事情，假如你真是愿意干这个行当，不能停，因为社会的变化太丰富了，吸引那么多外国摄影师来，觉得中国的题材很丰富，但是我们就是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我们要对我们的生活不断保持新鲜感，你工作起来才有激情，我非常愿意跟青年朋友聊天，我50好几了，岁数比胡武功小一点儿，我就觉得一个人年轻不年轻不在你的年龄，在你有没有年轻的朋友，非常重要。

　　因为年轻的朋友他接受的教育，接受的东西和你完全不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必须要了解，大家要互相交流，实际上我们搞新闻摄影，我们没有三八线。

　　(掌声)

　　柴选：感谢贺延光老师讲了一些自己的体会。这边是王桂江，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从2000年以后，他先后在几家不同的媒体呆过，又对视觉媒体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现在我们请他介绍一下他对新闻摄影的一些看法。

　　王桂江：大家好，今天在这儿也是一个机会跟大家探讨一下对于记者的新闻道德的一个建设，刚才胡武功老师，贺延光老师都谈到了很好的问题，就是记者职业道德，现在对于不敢是新锐的视觉媒体也好，还是中国普遍存在的一个在新闻媒体年轻记者当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相对的比较浮躁，我觉得这个浮躁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因为首先一点我觉得大家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因为对于做记者处于不同的目的，有的人为了实现他理想，现在大部分人我觉得是为了谋生，说实在一点是谋生，混口饭吃。混口饭吃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后遗症，这个后遗症表现在怎么尽可能的用简单的方法挣到更多的钱，这是现在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

　　在我所供职的几家报纸里面，包括我当初做新闻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尽量省劲把这个照片尽量的拍完，那时候拍胶卷，我觉得现在数码相机的产生对新闻摄影是有推进的，他可以多拍一些，拍出更好的瞬间，更好的作品，他那时候胶卷，我记得几个月给15个胶卷，拍完了之后要自己买，那时候我们估计三张底片到五张底片要发一张稿子，才不赔钱。

　　我自从做了领导之后，就是管摄影记者，管摄影部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跟大家宣布是严禁开拍，人们对一张照片的质疑是质疑整个新闻行业，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伤害，对这个人不管是谁，在我供职的媒体里面出现了这个现象就是两个字，回家，我不能容忍这种现象。至于现在被我开除的也是有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很多人也在当中吸取了教训。

　　首先一点我觉得刚才从两个老师那儿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新闻摄影的职业道德。然后我们这个年轻人怎么面对浮躁呢？我觉得一个是加强教育，大家现在每天上网看国外的照片，可能看到的形，对于神的是怎么拍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看多了不是好事，我觉得从根本上加强教育，让我们记者进一步提高水平的时候，来把我们的新闻底线坚持到底。

新闻摄影要注重文化积淀
 
　　陈小波：我们叫对话和沟通，我还是希望能提出一些问题来，就是彼此提一些问题，我自己先提一个问题吧，我觉得我认识的都市报，当然是充满活力，非常的内容丰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都市报它为了生存，它必须要去面对一些都市里发生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是我看起来是不能够忍受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灾难，好像那个记者我就觉得是成天在那个现场，但是同时我们又很多记录的缺失，我记得我当时跟两三个国外的评委评中国的时候，他们就说为什么中国的照片80%都是灾难，就是艾滋病，矿区没有什么拍的东西，如果要是表现美好的生活，基本上是婚礼，这几个外国人其中有两个生活在北京的朝阳区，他说我们在朝阳区看到中国的人和西方的年轻人是一样的，他们是激扬的生活方式，进步的生活方式，会享受，但是你们的照片里头怎么从来没有这样的表现呢？所以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市报你们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我们看警察、火灾、灾难，这挂起来还是不错的照片，我觉得好像每一张，打开每一张都市报，好像没有城市特别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方式这个解决问题，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骆永红：小波老师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困惑，对于都市报来说，尤其你像面对着几十万市民这样的报纸来说的话，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做事件性的，当然事件用准确的涵盖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或者说车祸、火灾、事故的事件，就包括一些活动中的话，仍然都可以寻找事件。但是从现在的都市报的媒体来说，有一个重和轻的问题，重的话可能就重在这些事件的火灾车祸新闻，对报社记者我们的要求的话，就是你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如果说你能赶到了，并且你把这个拍下来，并且以专业记者的水准还原了这个现场，那么这个就是做的非常好可能在考评，包括绩效这些方面，就是业绩方面都会得到一个好的体现，包括收入水平。这个实际上，因为都是专业的，美国摄影教程里面的话，对于这一块也是这样的以事件新闻的话，或者说都市报的这些大量的用那个话说叫做街上乱这些报道占很大的篇幅，这是他的一个来源，因为对于都市的百姓来说，很多常态的东西，就是已经在我眼里看不见，那么突发的东西是我可能不在现场，你比如刚才小波老师提到这些，精神激扬这些实际上是我们对于每一个市民来说，我们得能够看得见的。

　　其实越是看得见的东西，对于报纸来说常态的东西就不是新闻的东西，但是同时常态的东西也确实是最难表现的东西。所以在突发新闻在报道这些的同时，我们都市报比较强调的一点，就是你如何更多的拍好日常新闻，也就是说在日常的一些活动，一些会议这些东西，这里面都能出一些好的照片，你把这里面出彩的东西加重的话，可能报纸的平衡就会好一些。我们有一个记者在拍一个很常态的活动，就是F4和一个艾滋病患者，就是拍摄了握手，签名这么一个活动，但是我们这个记者在握手签名这些仪式完成之后，他就发现了一幕，这一幕都围着明星去了，就是让F4签名合影，那个艾滋病患者就在一边，记者就把镜头对着这个艾滋病患者，就发了这么一张照片。另外我觉得在这种新闻里面一个是不让拍摄者受伤害，另外一个不让读者感到观感上的刺激。

　　记者把镜头对准了消防人员抢救，但是他肌肉被刺穿的细节还是看得清楚，就是如何考虑读者的干扰，用马赛克是一种方式，我现在提倡记者不要过多的用马赛克，你用摄影的语言把现场表达出来，同时又不让人感到刺激，哪怕对被害人，如果出现犯罪嫌疑人，因为警法报道也是我们都市报最多的报道。因为即便他是犯罪嫌疑人，在未审判之前，那么他仍然有他的公民权利。在这个的时候你怎么规避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记者在现场的话，就是犯罪嫌疑人杀了人逃跑了大概20分钟就抓住了，这个时候我们只正面拍摄公安人员审讯，犯罪嫌疑人是背对着这一块，如果仅仅是背对着这一块也是一个很平淡的照片，他落了一个细节，他镜头对准了一个细节，因为刚刚20分钟就抓住了，因为他手上血还没有来得及洗干净，手被铐着，后来我编了一个头版起了一个名字叫凶手，就是通过手和手上的血迹把这个新闻表现出来。

　　在都市报的报道当中我觉得可能有遗憾，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我们跟市民应该贴的最近，好的报道市民会打电话过来，我以前也说过，我们可能更多的不考虑专家感受，我们肯定考虑读者的感受，专家你可能在比赛的过程中，我这些专业语言可能会多得两个奖项，但是对于市场我更需要读者的购买，读者的阅读，市场回报，我觉得我们面对市场可能更多的考虑怎么样把好的内容呈现给读者这是我们考虑最多的东西。

　　王桂江：我觉得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新闻观的问题，包括当下的报纸，我觉得都面临着很大程度的转型，从都市报开创的时候是以社会新闻起家，做所谓打大抢，这样取决于发行量，这样达到赚钱的目的，我觉得这是报纸的模式，虽然近几年读者的阅读提高，我们面临转型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都市报，都市人最关心什么，实际上讲私家车增加的情况下，车祸是很常态的事情了，如果车祸都是一个新闻，那就太多了，那车祸太平常的，我觉得车祸是不是新闻，我觉得也有一些变化。都市人关心得病不是哪儿死了什么人，可能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更关心，我觉得物价的上涨一点点，银行加息一点点点，远比私人他们关心更多，可能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更大，我觉得我们从报纸的从业人员当中，对这个新闻的理解也应该跟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要有新的认识，我们报道的眼光也好，报道的方式方法也好，也要相应的改变。新闻摄影这一块应该配合这一块，我觉得往前在发展，经济新闻是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刚才贺延光讲的，钉子户这种新闻，你说大也大，说小就是二级城市里面很小的事情，但是他记录了中国好像起到里程碑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中国政府对这个是采取了措施，我觉得我们的报道方式方法也要跟进，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所有的报纸研究的一个方向。

　　贺延光：西方有一个理念，就是新闻都是坏消息，车祸我想一想，我每天上班开车32公里，在北京有一个抛锚的车，就要耽误很长的时间，很多人都急。当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车祸一年死15万人，比伊拉克战争厉害的多。过去这是一个禁区，车祸是不能登的，当然这个禁区早就冲破了，现在我们在荷赛评照片，有一位外国的评委，在评价中国照片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除了那些让我看烦了的车祸照片以外怎么怎么好，这个车祸照片是看烦了，烦在什么地方？不是说这个照片你不该拍，是我们绝大部分拍不好。拍的太一般了，仅仅到那儿照个像，走人，他不是说这个题材不能报，是我们报起来太不讲究了，水平问题、角度问题。但是恰恰是在今年荷赛中，中国有一个车祸得奖的照片，我没记错的话是春城晚报，而且这张照片我们几次得奖，前景、家属悲痛欲绝，一个遗体有警察，遗体的位置恰到好处，我们都能看到那是一个遇难的人。这个记者为什么几次得奖，大家看烦了，但是都给他投票，就是拍的好，气氛浓烈，它是一个灾难，涉及到家属悲痛欲绝，作为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整个的环境交代的非常好。

　　现在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题材，有时候评比，跳楼、自杀太多了，好照片太少，不是说这个题材不能拍，我们有好作品拍出来，反过来讲，有时候我们拍照片，我今年讲了两组照片，我是非常反对，作者我不知道是哪儿啊，咱们就是讨论业务。

　　讲一个大头人，残疾人头长了奇形怪状，记者是要表达这个人，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生活进程，作者的心是好心，但是镜头运用不当，我看了这组照片非常别扭。第一这个题材我觉得不是什么题材都适合新闻摄影，这种题材可能写文字更好，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你是要表现他什么，他的形象太丑陋了，尽管有的照片是在人家里拍的，可以说人家是允许你进了家拍的。那么你要记住当事人不懂新闻，你是新闻工作者，让你拍你都不能拍，你要用别人的形式表现，摄影镜头面前必须有忌讳的东西，不能什么都能拍的。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变脸人，中国第一变脸人，我们的相机非常逼近，人家为什么做手术，就是太丑了，出来吓人，你的镜头这么不客气，这怎么行啊，这就是中国第一变脸人，我们摄影记者要有一个道德问题。

　　还有一个中国的抑郁症拍的好，外国人说这个题材好，第一题材好，第二拍的好，为什么题材好呢？说这个抑郁症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不是中国有，我们外国也有，不是穷人有，富有也有，过去这种题材，人的精神疾病这方面尤其我们作为中国来讲，我们过去涉及的比较少，那么现在大家比较重视了，要用图象拍他。而且我认为记者反应的人物都是恰到好处，下了很大的工夫，我一直想见这个记者，我有一次到杭州去，我说这个人是哪儿的，能不能找过来聊聊天，我原来以为他比较年轻，原来已经39岁了，这个人就叫陈庆港，他跟我讲，他采访了抑郁病人，我说这个人就是想说明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的影像什么时候恰到好处，即不能把一个抑郁症的病人一览无遗的曝露在镜头面前，还要让读者体验到他的精神那种氛围，这当然是高手才能干出来的事，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有的地方我们要值得注意了。因为这个采访的过程啊，是表达一个记者水平的，能体现你的水平，不光是技术上的，方方面面的。

　　骆永红：我说实话，我非常认可贺延光老师的观点，如果说实际上车祸的话，并且在后面的过程中还是都市报关注的事情，实际说这涉及的问题，车祸只是事件之中，突发事件的人性关注，我觉得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关注伤痛里面就提到，你拍这个照片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给他最大的帮助，我们拍摄并不是为了揭露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一个车祸，这一块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你尽可能的就是关注人性，我归纳一下就是你规避死者，那么你关注救援，关注伤者，关注生存的可能性，法制晚报有一个照片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黑客两分钟，那一瞬间也就是两分钟，他赶到现场一个车子翻了，一个女孩一个手抓住，从车里面伸出了一个手，说你为了我一定要坚持去，然后2分钟就把这个车子抬起来了，因为是一个小面包，我觉得这样的照片才是一个好的照片，如果分层次的话，我觉得可能一个是无层次，一个是初步层次，另外是高层次，那么这种人性的关注应该是高层次的一个方面。对于你现场的话，你拍下来，即便地如实的还原，但是非常刺激，让读者难以接受，这不是一张好照片。

　　稍微好一点就是你应该关注一些救援的过程，那么伤者，背景你应该有一些环境作为交代，让我们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让我们看清楚。后来背景是一些高速公路，因为当时那个事件一个类似于精神病患者，他说要撒尿，司机就不停车，他就挪司机的方向盘，背景是在高速公路，这样是符合上版要求的，前者无层次的照片是不行的。

　　柴选：刚才那么就陈老师提出的问题有一个讨论，我想就是说我们这边新锐视觉联盟年轻的同业者，虽然刚才贺延光老师说向年轻的摄影记者学习啊，我想年轻的摄影记者可能也会对老的摄影记者有一些学习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一些什么问题向这些著名的摄影家们有一些请教。常河？

　　常河：是这样的，我准确的说我不是一个做摄影记者出身的，我是做图片编辑出身的，96年在人民摄影报做图片编辑，到现在有10年了，因为在这中间就是说从最初在人民摄影报就看大量的照片，一直到后来因为互联网的方便快捷的方式，所以每天现在在做编辑的时候，每天大概在网上浏览2000到3000张左右的图片，这些图片非常多。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摄影记者来讲，我们模仿形式是非常快的，为什么呢？这些东西你每天都能看到，这种东西我认为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讲，这种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恰恰想到有一种东西，我们这种照片在视觉上大家可能感觉很愉悦，但是我觉得现在做到现在我又在检讨我们比如说东方早报这四年以来视觉的一种理念的东西。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上海雍和老师，他能通过很多很多很小的细节，去表现人性方面的东西，还有社会一些反差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照片仅仅就是说一看特别美，但是你说有特别深的内涵嘛，从我们现在来说这些照片做不到，我们现在把这种照片分成两类，雍老师这样的照片能表现这个时代，这个历史的一个影像，就这个范围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人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历史积淀，他的文化积淀一定要深厚，我觉得在座的这几位前辈都在这方面应该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他们都是用生命，用前期的很多经验，就是自己去经历过的，而我们现在的视觉联盟的成员呢，恰恰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缺乏对社会很明确，或者很深刻的一种认识，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长期发展来讲都是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就像这种东西，我就想请教一下贺延光老师，你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一些积累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贺延光：这个积累每时每刻存在，不是说我要故意去想积累积累，不是，你的读书、你的娱乐，刚才讲车祸，我说每年车祸15万人，这15万人是在我们这个现场之外的东西，你必须了解。你必须了解你今天早晨拍了一起车祸，你知道我们这个城市早晨发生了几起车祸？死者家庭是个什么样子？你把更多的信息告诉读者的时候，你的新闻就厚重了，我有时候拍照片除了画面之外，我要想画面背后是什么东西，我举一个例子。

　　(看中国摄影家)从书

　　这个是照片今年71在香港拍的，回归，10年了，我讲这个职员加什么叫什么，他今天心情不错，庆祝参加香港回归10年的巡游，我还写了在下午有数万民众要求普选的游行，因为这个是全香港人都知道的，上午有一个大游行，下午有一个大游行，虽然我拍的是一个画面，兼顾不了两个，但是我的文字信息里面能不能给读者更多的东西，这是我考虑的一个问题，当然和有的朋友讨论起来，也有的朋友有不太相同的意见，主要你想下午这个事有点忌讳，对中国来讲有点忌讳，我说应该写，我是把它作为香港来拍摄，香港我是把它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而不是中国内陆的一个省份，后面还有一句话，香港经过10年，经过非典和金融风暴的洗礼，这种一国两制，相互包容的这方面的色彩更鲜明，只有这样它才是香港，不是广东、不是上海、也不是北京，我有时候写叫表述新闻，你拍照片是一回事，你表述它还是一回事，但是你不要非常生硬，这个照片也是，我参加了上海24小时，我这组我抽签抽到是拍汽车，领着我去拍这个F1赛场，F1赛场刚出来的时候很火，我们摄影部张总他的女儿要毕业，很新潮的一个女儿，非得要去F1去看去，看了一场票是1、2千块钱吧，还不是最好的票。我记得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说他女儿，我知道你爸挣多少钱，但是这个女孩就要去，我这一次去F1赛场他跟篮球足球不一样，他一年一两次就撑死了，我去的时候就空空荡荡，后来跟工作人员讲，他跟我讲，搞一次比赛光请外国的车队出厂费就16个亿，一次16个亿，我听了这个数字非常吃惊，我觉得这个活不应该是中国现在干的活，当然我回来还要查资料，这个赛场花了30个亿。中国现在的发展太不平衡，你没有必要这样。

　　我觉得只有把背后的东西弄清楚了，我们的新闻照片才厚重起来，你传播的新闻才重要起来，不是简单的拍一个画面，所以这种积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娱乐中，甚至昨天我看了足球，女足比赛，我和王文澜看的女足比赛，对中国非常关键，这个新西兰两场没赢，很年轻，16到26岁很年轻，两个队都非常精彩，我都认为中国队要输了，我都为中国队鼓掌，但是反过来，新西兰最后换人了，他的教练和替下的队员拥抱，这些镜头都会上我非常感动，一个事不在输赢，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这种积累你看到的一切都应该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不足的东西，片面的东西，黑暗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即便是最贫穷的一群人，他的生活中也有快乐，这些快乐也应该让我们一样感人，我说这个积累是不断的，不是一天两天。

　　柴选：姜健老师也说一下。

　　陈小波：姜老师是最有文化素养的一个。

　　姜健：很高兴能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小波我们有的时候能谈得来，可能也是因为同样都做过音乐。

　　陈小波：还做过体育。

　　姜健：对，小的时候喜欢体育，后来曾经做过十年的音乐。其实音乐也是一样，有很多细节的东西，摄影虽然我不是做新闻摄影的，但是我感觉新闻摄影跟其他的摄影，它的不同其实就是用途不同，所有的影像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节，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积淀。积淀就是文化的积累和修养，那么这时候你的观看、你的观察、你对影像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就会不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影像呢，可能就做了一个事，就是记录，但是我的记录不是像新闻摄影需要发表，我没有人追着我赶着我做这个事情，而很多事情是我自己自愿在做，我们现在做影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钱的这种驱动力，刚才各位讲现在摄影界的浮躁，成为了一个差事，成了你生存的一个条件，这时候就有很多的问题，你的职业操守和社会整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它会有一些矛盾。

　　所以就是说每一个做影像的工作者，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自己要把自己的影像要放在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才能做好。我的经验就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观察一些细节，就比如说我拍的场景，我用了十年时间，我拍的主人还是十年时间。但是我没有用新闻采访的方式报道，但它依然需要细节来说话，这个时候就是说，有很多其他之外的那种功利和一些什么都要放弃。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同在于就是新闻摄影没有办法，就是每天要出报纸，他赶着你天天都要有你的新闻见报，完成你的工作份额。当然我可能好处就是什么呢？这些事情完全都是我份外的，其实还不是我的工作，虽然我是艺术研究院，但是没有告诉你这个摄影应该干什么，他是一个研究结构。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整个工作环境和条件造成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影像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记录我们的生活，记录我们的历史，另外还有就是影像是需要有效的传播，那么在传播的过程中，它如果达到了影像信息的最大化，那么就成功了，其实这一点不管是纪实摄影，还是新闻摄影，甚至现在的观念摄影，艺术摄影，都是记录我们人生存过的一个历史。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大家共同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谢谢大家！

　　胡武功：我是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眼光，一定要放在新闻事件中的人性的关注上，这一点太重要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我今天看过无数次的新闻摄影展览，尤其是都市报成立初期，在几次大的摄影节上都出现了一些新闻摄影报道的展览，新闻摄影的展览，我记得尤其是刚兴起那一阵，就是大家拿来的片子就是镜头感特别强，所谓镜头感就是视觉冲击力，视觉冲击力就是等于夸张变形，我今天看了一下大部分照片以后，我觉得这种现象大大削弱了，大家已经知道重视自己照片本身的内涵，而不是张牙舞爪的外形，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所有的非常态的东西构成了我们新闻的主体，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每天吃饭尿尿都作为新闻，那绝对报纸没人看，你这个五天人不拉屎还活着，没憋死就是新闻，但是你把他拉屎痛苦的过程登在报上，人家也不想看。所以这里头有一个技巧的问题，有一个切入点问题，到底我们哪个切入点切入非常重要。

　　我记得我们手上的报纸曾经有一张照片我一直在讲课，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课，我一直拿这张新闻照片做例子，其实也是一个跳楼自杀的，这种事情最近非常多，由于生活节奏快了，很多人不想活了，这种事情非常多，我觉得他这张照片照的非常有含量，就是自重了，他这个照片是从高处往下照，就是一个死者已经用白布盖起来了，摔死的，旁边围了很多很多的人，他画面的右边有一个小棚子，这个小棚子是小饭馆，这个好棚子的旁边过来一个民工，就是饭馆的伙计，就是端饭的，他就怀里抱一个一笼馒头，他的新闻主体就是跳楼自杀的，跳楼自杀的原因，这个原因大家现在都能分析出来，我觉得使这张照片增加重量的地方，就是这么漠不关心的一个人照样一天赚这几块钱，他根本不关心这个死者，他端着馒头往小饭馆里走。第一他盖住了血淋淋的画面，第二就是记录了人的冷漠，我觉得人性关怀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独立的新闻照片，它不是配图的，如果说仅仅是某年某月某日一个人跳楼自杀了，我觉得不要这个照片，文字也可以说清，但是这张照片可读性就是增加了，他更加用一个细节体现了人的心态的冷漠。人们生存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命关天他也关不了天，管不了我的钱，我挣钱的这种愿望，或者我生存的压力。

　　所以我就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我们现在的新闻摄影逐渐走向重复。另外就是刚才大家说到的就是你说的新闻观，其实这些东西就牵扯的新闻观非常重要。我们曾经追求过血淋淋，刺激，张牙舞爪的镜头，实际上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也就是陈小波说的，她不喜欢接触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提问这样来提可能更好一点。谢谢。

　　柴选：刚才胡武功老师回应骆永红的问题，现在骆永红又有话说了。

　　骆永红：刚刚姜健老师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积累的问题，实际上这个积累对摄影来说最不需要积累的就是技术，真正需要积累多少就是文化涵养、素质这一方面。从这个延伸下来我就会提到一个人，他跟黑明老师有过对话，他叫(做做)，是波联网上的。我想说就是他在03年的时候他开始从事摄影，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太懂，但是8四年以后在柏林社里面大家非常推崇。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做的这么好，后来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谈到过，因为他学过美术，这些积累的话，跟后期的发挥非常有关系。现在我把话筒交给他，他也是做技术摄影，他跟黑明老师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记者：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影像，就是纪实的影像，如何用一个影像去终结一个专题，就是一个主题，作用用影像控制我们所选的主题？

　　黑明：这两天嗓子不太好，因为这本书费了很大的劲，嗓子有点发炎。我拍照片比较简单，从开始拍照片到现在一直是这样，从最早80年代初我这本书上都有，80年代初一直拍到陕北人的生活的照片都是单幅的，都是一幅一幅的，到了后期又拍系列的照片，一组一组表现西部人生活的场景和生活环境。再后来我开始做就像人们后来所说的100个系列，其实我也没有说要做100个系列，我刚开始并没有这样的。在做的过程中觉得100适合出一本书，给大家传播出去，所以那本书就是做了100个。

　　你刚才说用什么影像完成我的摄影，我觉得我的照片用一个人完成的比较少，即使有，我也是选择一幅单幅的照片讲述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有很多的文字贯穿他从头到尾生命当中的一段，我都是文字和图片结合的方式。所以在选择照片的时候，我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会拍摄很多，比如说我在拍右派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一个右派家庭里面生活一天，两天，三天这样子，都是在全国各地去拍的。拍了大量的照片，我选择一张我认为最能反应这个人的性格、生活和工作状态的这么一张照片，而且我也希望这张照片和其他照片不能够重复，所以说在选择照片的时候，并不是说就是完全是这张照片可能就是从影像的角度，就是从视觉冲击的角度就是从真实的角度，不是这样的。可能100张照片我在选择的过程中，可能有这样类似的照片已经出现了，我可能就不会选择了，那么可能会选一个完全新颖的一个画面，然后来讲他的故事。

　　另外一个就是同样这个摄影语言的照片我可能不会去选择。比如说这是一张吃饭的照片，比如张三是吃饭的照片，那李四我就不喜欢吃饭的照片，我不希望是有重复的。所以我的摄影，我和小波老师曾经有过一个对话，他对我的总结就是我不喜欢重复，在这个之前我确实也是这样想的，不想做自己做过的事情，我曾经做过走过青春之后，就有一个人找到过，就是他希望我做一本东北的知青，而且他给赞助，他给费用，所有的一切费用都是由他来做，来出，我也给拒绝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做知青了，因为我做了北京知青，觉得就是做了中国知青，我没有必要再做一本东北知青，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知青做完之后，就做了一个右派，那么从这之后就是一本一本往外做，把自己想象的东西往下来做，所以在影像的选择上，其实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并不是像你说的，用什么样的摄影语言终结自己的摄影，真的很简单，我从拍摄到出书都是自己一个人一边想，一边做，最后做出书，最后面市都是这样的，都是很轻松完成了我的这些书，到现在我的这些书像这次出的这本书里面都讲到这些故事，就包括我做的过程，在最新小波老师编的书里面都说到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通过这本书能看到我做这些书的过程。如果还有什么的话，可以有的让小波老师可以回答，她对我的了解和我差不多。

中国新闻摄影需要与国际接轨
　　柴选：刚才各位老师都在发言，我们这边张宏伟在华商报做多年摄影记者，他可能也有一些想法跟各位记者交流。

　　张宏伟：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说到今天这个对话，这种困惑也是困惑了两三年，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两三年的困惑。今天这次来的平遥，平遥这次感受也是更深了一些，满大街都是拿相机的，对我们摄影记者的转型，像前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当时有很多手机拍的照片，对我们摄影记者来说，我们要么就是看着各位老师的书成才，要么就是课班出身的，最终有一张照片是有一个游客拿着手机拍下来的，在我们都市报当中现在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对我们职业记者来讲怎么转型？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包括自己的修养，关注人性，但是对于摄影记者来讲是不是还更多的渠道来改变我们摄影记者，让我们的摄影记者生命力延续的更长，这一块怎么做的更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这次到平遥今天仔细看了很多展览，看完展览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小时候有一个印象最深得就是想起了尼龙袜子，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应该99%以上都是喷绘的，不是说喷绘不好，对于所谓的艺术摄影，这个不好严格区分，我没看到手工制作的，后来我跟其他同志聊天，比如这个桌子完全可以拿楠木做，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再比如假唱，实际上假唱的声音也是他本人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要拒绝假唱，对我们艺术照片，有的喷的好的，可能看着好一些，但是版图都比较粗糙，这些东西可能跟新闻没有关系，在摄影这一块来讲拿出这样的东西作为展览的话，尤其不是很精细的东西拿出来展览，对于摄影给予别人的感受是不是门槛降低了？有一句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门槛的高低决定他是否成为艺术，当然摄影大众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像这样的大众化，那我们的职业摄影师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职业摄影师在大众当中，本事外界就有一些说法，就是摄影很容易，就跟汽车司机一样，过去20年前作为一个司机，职业司机拿的工资比一个县长拿的高，现在满大街都是司机，那现在满大街都是摄影记者，这个怎么解决？

　　还有这次到平遥今天仔细看了很多展览，看完展览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小时候有一个印象最深得就是想起了尼龙袜子，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应该99%以上都是喷绘的，不是说喷绘不好，对于所谓的艺术摄影，这个不好严格区分，我没看到手工制作的，后来我跟其他同志聊天，比如这个桌子完全可以拿楠木做，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再比如假唱，实际上假唱的声音也是他本人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要拒绝假唱，对我们艺术照片，有的喷的好的，可能看着好一些，但是版图都比较粗糙，这些东西可能跟新闻没有关系，在摄影这一块来讲拿出这样的东西作为展览的话，尤其不是很精细的东西拿出来展览，对于摄影给予别人的感受是不是门槛降低了？有一句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门槛的高低决定他是否成为艺术，当然摄影大众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像这样的大众化，那我们的职业摄影师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职业摄影师在大众当中，本事外界就有一些说法，就是摄影很容易，就跟汽车司机一样，过去20年前作为一个司机，职业司机拿的工资比一个县长拿的高，现在满大街都是司机，那现在满大街都是摄影记者，这个怎么解决？

　　王文澜：我到平遥来，嗓子疼，牙疼，心疼(笑)。

　　刚才张宏伟说的，我觉得确实是代表了我上个世纪末的困惑，当然我们现在基本解决了一些吧。当然你刚才提的“职业”这个词，用的非常准，因为你没说专业，因为现在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分，业余也可以专业，专业也可能有些业余水平，而职业就是你干什么，就是你干这份工作，而我没干这份工作，这就是职业和非职业区别。这个职业也可能在于你在哪儿工作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不干摄影的，他可能也能去拍新闻了，有很多没在电视台他也能拿DV拍很多好东西，这都是电视台的人所不能解决的，也不能胜任的。

　　我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那会儿，从暗无天日一下就到光天化日的。我在那儿之前，对这个数码是非常抵触，觉得数码是非常冰冷，不如胶片，我从小就喜欢胶片，觉得它还是很丰富，而且有感情。到了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所有人在电脑上发稿了，一下就处理完了，所以对新闻记者来讲，确实是很明显的这种革命，新闻的革命，互联网一下传出去了，所以数码就你不得不用，你必须得用，你要不用的话，你就完成不了任务。

　　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用数码，所有摄影记者也都对数码非常欢迎，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了这种便利、感受，但是从奥运会回来，我马上就跟我们部门人说，说各位爷，你们还有三四年的时间。因为那会儿是每个版的编辑都来求我们嘛，到哪儿给我拍个什么，我需要什么，全都来找你们，这日子过的比较好吧，但这种日子也就三四年的时间，然后可能就会被边缘化，当然他们是不以为然的，说那怎么可能啊，还得需要，因为中国日报是从80年代初开始，那会儿就讲究培养名记者，本报的独家，大幅照片，而且给你在头版上就准备好了，我那时候采访什么新闻，人家就等着你回来，你是横的竖的，先定你的，再定标题，再定文章，划版都是这样。慢慢到现在呢，就是演变成你比如说小徐，老武他们去拍照片，然后编辑说他们拍中央新闻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编辑就说你们拍去吧，实际上已经从网上把其他的什么各大通讯社都找来了，人家可选择的非常多，而且也不一定是你拍的好，但你平常比较什么一点儿，就用这些，而且眼光也都不一样，所以也都先划好，你晚上回来我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所以多少次多少次都是这样。

　　慢慢的，问题就是从中央新闻到社会新闻的上稿非常难，实际上我们每一个记者定额也就10张照片，但是都很困难，为什么呢？就是上报很难，人家已经不需要你了，而且头也，因为我儿2000年那会说过，我说我要是报社的头，我就把摄影部解散。当然我不是，所以才又坚持了三四年嘛，然后到前两年的时间这个头就开始说了，说你们还不知道嘛，地方已经被边缘化了，那些人还不明白什么边缘，后来我说我再加一个词吧，叫有可有无，告诉你们，有你们也行，反正你们也没退，40来岁，50来岁，反正养着吧，但是没你们我们这儿也照样，尽管胡武功老师三天到，现在三天到行吗，他马上就来了，所以这样的方式就是算定是他会把钱花到网上去买照片，而不对人，我养你我多复杂啊，我还得给你买器材、工资、职称、住房，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养一个人不如把这个钱花在照片上。

　　所以现在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中央的综合性大报，像人民日报、中青报等等，你们看摄影部都在萎缩。对编辑部的影响力，刚才贺延光说了是制度不确定，就是制度要把你给除掉了，因为你已经过了井了，确实不是摄影的时代了。而且确实就是我有没有这张照片，我不管它好不好，我要有，我是不是独家，是独家我就钱多一点，不是独家我就便宜一点。所以我就看网上，我上次去新京报他们有50人，那么一层啊，热热闹闹的，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火啊，后来我想可能也还有那么四五年的时间吧，因为他们有很多都是招聘的，花钱我觉得很多，负担很大，我不知道京华怎么样啊，反正我就那么想。

　　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很可能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刚才提到的手机，手机又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在哪儿？因为它和照相机不一样，它是人人都带着的，照相机可以不带，但是手机都得带，有300万象素足够了，我们那会儿去奥运会就200万象素，这个手机，我想确实这样的东西不能小看，就是每个人如果来掌握摄影，他确实是非常容易了，他碰到了一个时机他按下来了，那对我们很难的照片他也能掌握，所以这样的现状呢，加上照相机、摄像机的普及，在每一个角落今后突发性的事件我想都能够获得影像，对于他们的主要对象就是都市报。如果都市报的老总他转换一个观念，就是我要有一个平台，或者我借助一个平台，比如新浪或者什么的，你完全可以不养十个二十个记者。

　　当然这种转变得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因为我2000年的时候提出综合性大报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基于互联网的出现，有网了，全国性的东西，你比如说新疆啊、沿海那块出了事我们还坐飞机去，从此以后根本没那个必要，都市报可能在一个城市里面，记者还能够去弄。但是恐怕很多的媒体，比如说新华社，原来我想新华社受到的冲击恐怕还不大，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平台，它发稿。但是最近我一问，新华社发稿最多的是招聘记者、特约记者签约的、通过网站发稿的、实际上不是他的职业的这种记者，所以职业记者的发稿是非常低的。像它这个模式也是在变。

　　所以，以后一个都市报如果摄影成本特别高的话，我想随着其他环境摄影因素不断的丰富，作为常河这样的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他可能现在副总，等他扶了正以后，他把图片怎么怎么。

　　常河：这有一个总编辑。

　　王文澜：他还不能做代表，他现在处于对钱不用考虑，他们很富有，所以我想对于都市报这种体制的东西啊，我想应该是慢慢的，但他提出转型这个我觉得非常对，今后选择摄影记者来当饭碗，我觉得不是最理想的。

　　贺延光：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养着你何必呢，我可以用别人的，我可以用别人比你拍的更好的照片，我要节省多少费用啊，所以我觉得要是对我们这种体制墨守成规，是不行的。但是都市报招聘这种体制，干好，生着存，干不好你就走人，他逼着你必须干好，逼着你拿起照相机的人更职业化，更专业化，包括刚才小张提的手机，伦敦爆炸案我认为这个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为什么？太个别的例子，突发事件全球瞩目，恰巧地铁里又没有专业摄影师在，他们手机，顾客的手机，当事人的手机录的像，一下值了钱了，传播的很广。同时手机商又借这个事忽悠，忽悠的我们晕头转向，当天晚上我值班，几个小时之后照片就过来了，我就选了路透社的照片。这个例子太极端，太个别了，大家都用手机了，就录像了，就逼着你拿摄像机人不能掉以轻心，你必须拍的更好才有饭碗。

　　所以我们把这种手机的普及，数字化的普及作为一个动力来讲，我觉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就是你只有更专业化，更职业化，你(才)一定有饭碗，因为大家都需要有照片。

　　王文澜：贺延光刚才说的也是我的意思，就是换了一个角度来表述，他说的一个是对的，就是招聘。这个要没有招聘，当然这些照片都没有用，因为你们就变成少爷，当然我都是老爷，你们就是少爷。当然招聘呢，我为什么说还有四五年时间呢，目前招聘这个可能也会跟不到很长时间，第一个延光不同意我的，我还不同意他的呢，延光说偶然事件，但是这个偶然里面有必然。我的书及叫《偶然》，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有决定性瞬间，也有偶然性瞬间。

　　所以你比方说他和华塞那个也是偶然的，还有王刚那个，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的观点有分歧，就是什么啊？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因为三个人嘛，你想，还有张涛的那个，他的那个拍法也是一种非正常的拍法，但是比较贴他那个题材，常河那个严格意义来说，在中国他每年为发稿来拍，所以不是新闻照片，他也没按新闻照片去拍，包括王刚我也问他了，他也不是，他是去采风，去拍。他觉得华赛是最有影响的，所以他跑那儿去。所以这些例子使我们长期投稿没有收获的人，也反应了一个偶然性，但是这个偶然性里面揭露了必然因素，我在拍摄我国的照片，我用我语言的时候，我就在想新闻摄影可能在21世纪会有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来表现新闻，但是我想象不出是什么东西。常河他们想象出来了，是吧，当然我仔细的分析他们，你比如说他用这个突破四角暗，神秘的，非正常的东西，换一个机器可能效果上不是这样。然后用的过期胶片，你也是歪打正着，因为增加了那种灰暗的，正好让外国人觉得他是故意这样的，摆了动物的无奈，孤独这些东西。

　　但他是被新闻比赛所肯定的，我们就得研究这个，包括他这张照片我觉得都有新的变化，都有新的语言，而且都不是那种我们经常拍摄的这种新闻的东西，你说它是观念，是前卫，是什么啊，反正是我不那么去拍的东西，我就感觉到这是可以研究的，而且可以用到我的瞬间里来，我努力去用，但是我也努力在排斥，这就说明呢，你战胜自己是最难的，你可以说别人这个那个，但是你修正自己一点儿都是非常难，可是也要不断的去修正。所以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体制上的东西怎么转型，一个是在瞬间把握上是怎么变化。

　　孙进：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新文化报的孙进。刚才他说的这个问题，包括王老师刚才提的问题，我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很少跟大家在桌面上沟通，我认为不是报社在养记者，是记者在养报社，为啥呢？你一张照片就给报社提升的知名度，你获了奖，我们新文化报在全国获了奖，然后你是养了报社，你是提高了报社的知名度。相反如果记者的水平不行，我们用招聘这种方法就淘汰了，我认为好的摄影记者就六个字，“简单、重复、专注”。真正的画面是靠记者去掌握的，如果记者没有这种境界，他无异拿着傻瓜相机，我现在看了好多展览都是这种水平的，那么就是说他不专注。比如王文澜老师等等就是说，他拍了一些好作品。我认为应该倒过来看，相反来说，现在最便宜是什么？就是劳动力，一个记者3000块钱工资，我们东北也好，长春市平均3000块钱多一点，华商报也就是5000、6000块钱，这个获奖作品都要人去拍，我认为完全划得来，我们华商报一等奖是8万块钱，我们有制度来奖励的，所以我认为任何时代再改革，就是好摄影记者永远不会被淘汰，而且是香饽饽，都会去抢，我就说这么多。

　　柴选：刚才各位老师，包括我们新锐视觉联盟做的比较好的总编、记者也好，都做了一些交流，我想朱宪民先生，在这里面年龄也是最长的，德高望重的，所以我想请朱老师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朱宪民：很高兴，很高兴，今天这个对话是新锐，我一听新锐我心里就发毛，因为30年前我也是新锐。所以你们刚接过来这个接力棒，你们是最年轻的，最有希望的，我觉得你们这一代生长在这个影像时代，你，你们是最幸福的，比我们。

　　我觉得你们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当今这个图片的影像时代，我觉得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天有几百万张图片和读者见面，这需要大量的职业、业余的摄影人来劳动，在我们那个时代，那就是说我从32岁做编辑，一直做编辑工作，在这儿呢，就是我嘱咐大家就是千万千万不能忘记编辑，这个编辑很重要。

　　我的上面是袁一平，这个名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了，这些人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的摄影的优秀人才，包括今天小波同志用她的智慧，用她的眼光，选择我们这个十个人推到这里来，没有小波同志我们不能这么对话，所以这个编辑在这个行业里是最受尊重的人，没有他们去发现，去发表你们的照片，你们永远出不了名，永远也问世不了，在咱们国家是一个畸形的，这么一个社会，我可能早就被淘汰了，被人们忘记了，然而还有一些编辑同志想起来这些老同志，这些影像，我觉得这个编辑是相当伟大的一个职业。

　　作为我们年轻人也要感谢你们的部门的编辑，也要感谢社会上的编辑去发现你们，去发表你们的作品，这是很重要的。昨天晚上对我教育很大，一个大理论家当今最著名的理论家，他说你就歇了吧，你现在拍照片肯定拍不过30多岁20多岁，你就休息吧，说你们的照片有一个编辑让写前言，那些照片我看烦了，不写。我们要去研究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们有很多的教训，起码有很多教训，是促使我们进步的一个力量。

　　我要讲的还有一点，我不能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我刚从荷兰回来，我参观了6个摄影博物馆，包括欧洲最大的荷兰的摄影博物馆，我呆了6个小时，我研究了一下他们的资料馆。刚才说日常的新闻，我看的那个资料馆里几乎是没有，都是重大新闻。日常的纪事，包括纪实，日常的撞车了，碰了腿了，这儿着火了，几乎在那个资料馆都没有。

　　所以大家在今后的创作中要和国际接轨，一定要认真研究，国际上的资料也好，作品也好，认真去研究，对我们年轻人今后的创作道路是很有帮助的，就不要走弯路。但可能我这个说法是错的，大家可以借鉴，在当今这个社会都是存在很多的矛盾点嘛，你包括在美国、法国有很多年轻人，在美国搞展览有一个座谈会，全部否定，我也不见怪，这个东西就是有矛盾才在进步嘛，所以说在我们研究创作过程中，一定要研究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你前面接力棒，哪些人的一些教训一些经验。1964年童书行给我写了一封信，到今天我还保存着我现在还保存着，中国摄影他收到我的稿子以后，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这个东西对我一生的创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在今后的创作中，研究过去，展望未来，看到国际，这有助于我们年轻人新锐们今后拍出更多更好的、流芳百世的、走向国际的、摄影博物馆里存放的我们的作品，谢谢！

　　柴选：刚才朱宪民先生提到小波老师做编辑的重要性，小波老师是一直很优秀的编辑，包括今天这个活动也是小波老师，还有崔波，崔波现在已经走了，他们两个人策划的。我想请她说两句。

　　陈小波：这个会我和崔波我们想的是开一个半小时，我提出我们一定不要发生争论，我们要平和的，好好的交流，但是今天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真的是好好的交流，好像时间远远超过一个半小时，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可能还是太少，如果明年我们还有机会来，如果新锐联盟还在这儿，我希望我们明年还有新的谈话，新的课题，谢谢大家。